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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讨明代官修图书的组织机构、预修人员、成就及代表性成果的成书经过，总结明代官修图书的特点，揭示其在中国图书编撰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明一代，图书出版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私刻坊刻备受关注，本书聚焦官修图书，是对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

导　论

第一章　明代官方修书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明代的政治

第二节　明代的经济

第三节　明代的文化

第二章　明代中央官修机构

第一节　中央图书修纂机构

第二节　中央官修机构的特点

第三章　明代中央官修书编年

第一节　明朝前期官修书

第二节　明朝中期官修书

第三节　明朝后期官修书

第四章　中央官修图书编撰过程解析

第一节　官修史类图书

第二节　官修子类、经类和集类图书

第五章　明代地方政府和藩王的官修活动

第一节　地方政府的官修活动 

第二节　各地藩王的官修活动

第六章　结论

第一节　明代官修的特点

第二节　明代官修图书在中国编撰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附录　地方政府官修方志编年

主要参考文献

霍艳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档案学会和山东省档案学会会员。主要从事档案学、古代档案史、图书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出版专著一部，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先后主持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人才引进与培养类专项）、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等，并承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子课题一项。多次荣获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山东省档案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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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挖掘丰富史料，聚焦明代“主题出版”

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大量文献资料，集中讨论明代官方修书的历史背景、修纂机构、编撰过程等问题，对明代的“主题出版”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探讨。

2.以编年形式，呈现明代图书官修的历史脉络

专辟一章，按明代皇帝在位的顺序，以编年形式列出其在位期间所修官书，归纳和总结各阶段官修图书的种类及原因，同时在附录列举地方政府所修方志，尽量提供官修方志的完整信息，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3.打破研究陈见，具有创新性

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官修问题展开深入阐述，打破出版学界一直以来公认明代在官修方面乏善可陈的误解，正确认识其在中国官修图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书摘插图

见本书第二章之第二节“中央官修机构的特点”

3.修书无专官利弊评析

因官修书不可能时时修、年年修，常设人员负责其事会造成人才冗余，修书无专官则带有很大的灵活性，既能克服这一问题，又能使有真才实学的人参与其中，然而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明代修史制度涣慢，一改唐宋以来施行的史馆制度，将史馆与原备文学顾问的翰林院合而为一，“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加上洪武以后一度取消了历代遵行的起居注制度，致使“二史虚员，起居阙注，衣冠百家罕通述作”，形成“求风俗于郡县，讨沿革于台阁，著作无主，条章靡立”的局面。为此，焦竑指出：

史之职重矣，不得其人，不可以语史；得其人不专其任，不可以语史。故修史而不得其人，如兵无将，何以禀令？得人而不专其任，如将中制，何以成功？苏子谓史之权，与天与君并，诚重之也。

他用兵与将、将与职权的关系形象地阐述史职在修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史职必须专人专任：

盖古之国史，皆出一人，故能藏诸名山，传之百代。而欲以乌集之人，勒鸿矩之典，何以胜之？……今之开局成书，虽藉众手，顾茂才雅士，得与馆阁之选者，非如古之朝领史职而夕迁之也。多者三十年，少者不下二十年，出为公卿，而犹兼翰林之职，此即终其身以史为官也。自非遴有志与才者充之，默然采其曲直是非于中外雷同之外，以待他日分曹而书之所不及，吾不知奚以举其职哉？ 

对于史馆来讲，从监修监督、总裁规划、纂修官编撰、稽考参对官核对正误直到誊录官誊写等，如果整个流程运作起来，是相当有效的。但是也存在一些积弊，使得实录完成无期。神宗万历时，鉴于《世宗实录》迟迟未能修完，总裁张居正提出施行正、副总裁责任制和规定各馆（西面六馆）任务量的建议：

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世宗肃皇帝实录》开馆纂修经今六年，迄无成功，盖以未尝专任而责成之故也。盖编撰之事，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必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任要紧又在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实录》副总裁，今各馆草稿未经修饰，宜责二臣专管。申时行、王锡爵则专管《穆宗皇帝实录》，仍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月终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完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累，然后成功可期。

这个建议得到皇帝的赞同，效果也很显著 —《世宗实录》与《穆宗实录》在较短的时间内相继修成。

再以明朝未能修成的国史为例，说明官方控制的众手修史难以成功。时人祝世禄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秋为《昭代典则》所作的序言中指出：

迩者天子允辅臣之请，厘修国朝正史，迄今六七载，馆阁作者如林，寥寥未竣，曷故哉？古之史者有专任而无分曹，有独裁而无轧笔，故史于今者难且百倍古。

官修书成书无期，甚至不了了之，极易造成前功尽弃和资源浪费。明代中期曾在户部任职的李开先在编过吏部条例之后，曾搜集资料创修《会计录》，然而未及完成而改任他官：

先也筮仕，尝备员户曹。于时梁俭庵为尚书，精于吏事，不以先为新任，委修条例。自念岂但条例当修哉，而会计录尤其关要者，条例完日，当更为此录。功未半而改官，乃以属之黄郎中华，黄升又以属之毛员外概，迁转不常，迄无成功。继为尚书者屡欲修之，以承委难其人，辄复中止。张龙湖大学士素熟于世务者，主考会试，尝以进会计录为拟题，二事均之不可一日无焉者也。予稿虽草创，而于盐法独加详焉。

李开先草创《会计录》，刚修一半而调任他官，将续修之事托付给郎中黄华，黄华升官后又将此事委托给员外郎毛概。负责人迁转无常，刚铺张做事又被调离，最终使得此书不了了之。虽然朝廷想将之编修成书，但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编撰者，此事就这样草草收场，李开先、黄华、毛概等人的书稿也不知所终。

修书无专官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因没有皇帝指定的内行负责人而使修书过程更容易被宦官或权臣控制。宦官控制官修的例子，兹不赘述。权臣染指官修的有焦芳、席书等。焦芳与宦官刘瑾朋比为奸，他虽为翰林官，然“粗陋无学识，性阴狠，动辄议讪，人咸畏避之”。武宗时，编修《孝宗实录》成书，焦芳父子与检讨段炅之流，“教（刘）瑾以扩充政事为名，乃尽出编修顾清等二十余人于部曹”。焦芳深恶南方人，在其总裁的《孝宗实录》中大肆诬诋何乔新、彭韶、谢迁等人，并沾沾自喜地说：“今朝廷之上，谁如我直者。”

明朝史学家王世贞曾评价官修史书的弊端：

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

指出官修史书失实原因有三：一是因为修史制度不健全导致的史料阙如，即“无所考而不得书”；二是因为对统治者有所畏忌，不敢秉笔直书，即“有所避而不敢书”；三是因为当笔之士“有私好恶”而对史料选择有所控制，即“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

前言

导　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没有什么能够和图书相提并论。因此，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的体现。在古代，官修和私撰作为图书编撰的两大组成部分，对图书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官修又以其独特的运作形式和政治影响占据重要地位。2014年12月，拙作《中国图书官修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对官修图书的定义进行阐释，并对中国古代官修图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最后总结和归纳官修图书的特点。然而，囿于篇幅所限，对明代官修图书问题阐述得比较粗浅。本书虽然抽取了前作部分内容说明明代官修情况，而大部分内容创新仍是本书所独具，在此加以说明，请读者理解。

本书是笔者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形成的。2011年3月论文外审时受到三位专家的鼓励，5月答辩时，参与答辩的专家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子舟教授、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程焕文教授，以及本院的彭斐章教授、陈传夫教授和肖希明教授，获得五位专家一致好评，得以全优通过。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后，曾有将其出版的念头，因本院历史学专家陈尚胜教授指出其中仍有些许不足，需要以问题意识进行理论阐述才适合出版，鼓励我在官修图书这一领域继续挖掘，做成一枝独秀。然而，我才疏学浅，在看了大量历史著作之后，觉得小文和它们的差距太大，而又不知道如何提升，几次提笔修改，每每都因故搁浅。如今想来，仍然觉得愧对陈老师的厚望。

与其他朝代相比，明代官修成就稍显逊色，缺乏诸如《永乐大典》之类的知名著作。但是，明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刻书事业的发展需要丰富畅通的稿源，客观上促进了图书编撰的发展。再者，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强化的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极其重视图书的思想教化和文化统治功能，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来推动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这就使得明代官修图书继宋元之后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其他朝代相比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为明代官修图书正名，正确认识其在中国官修图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学术界需要做的，也是本书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本书荣获山东大学“考古与历史学一流学科建设”优秀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得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出版前，我的硕士生温晓晨、范珑瀚帮助查对引文、订正讹误。在编校过程中，有赖于中华书局的编辑朋友和外审专家鼎力襄助，书稿日臻完善。在此一并致谢！

书籍介绍

本书探讨明代官修图书的组织机构、预修人员、成就及代表性成果的成书经过，总结明代官修图书的特点，揭示其在中国图书编撰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明一代，图书出版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私刻坊刻备受关注，本书聚焦官修图书，是对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