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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是加缪*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者不绝望不颓丧，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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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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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偶尔试图在人前谈上几句心里话，流露出一些情绪，那么不管对方回答些什么，其结果十之八九都反而会刺伤他的心。他会发觉他和谈话对象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一个讲的确实是他整整几天来思念和痛苦所凝成的语言，他想表达的是长期受到等待和激情煎熬的形象，而另一个认为他发的只是些老生常谈的牢骚，谈的是那种比比皆是的苦闷，人人都有的伤感。不管回答是善意还是而已，总和讲话者的意愿相违，隐刺还是闷声不响为妙。有些人耐不住沉默寡言的苦闷，但又不能和别人推心置腹，于是只得人云亦云，讲些老生常谈的话，聊聊一般的人情来往，社会动态，无非是每天的新闻而已。把最真实的痛苦通过庸俗的套语来表达，这已习以为常了。

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

在这个问题上，市民们和大家一样，他们专为自己着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不相信天灾的。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噩梦。然而噩梦并不一定消失，在噩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未曾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里的市民所犯的过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些，只不过是他们忘了应该虚心一些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会想到那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只是因为做了医生，对于病痛有他自己的认识，想象也就丰富一些。医生从窗口眺望这座尚未变样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他所感到的还仅仅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数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心想，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对打过仗的人来说，死人这件事已不怎么令人在意了。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这样，鼠疫给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作者在这里可以肯定他所写的东西也能代表大家的感受，因为这是作者同许多市民在同一时间中的共同感受。我们心灵深处始终存在的空虚感确是一种流放之感，一种明确清晰的情绪，一种焦心的回忆之箭，一种荒诞不经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时间飞逝。有时候我们让自己陶醉于幻想境界，设想自己在愉快地等候亲人回来的门铃声或楼梯上熟悉的脚步声，再不然便是故意把火车不通的事忘掉，在平时乘傍晚快车来的旅客应该到家的时刻，赶回家中等候亲人。当然，这些游戏是不能持久的，清醒地知道火车不通的时刻总是会到来，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同亲人的两地分离注定要持续下去，而且我们必须设法安排自己的一切来度过这段时光。总之，从此我们重又陷入被囚禁状态，我们只有怀念过去。即使我们中有几个人寄希望于未来，但当他们受到了相信幻想的人最终所受到的创伤，他们也就很快地、尽力放弃了这种奢望。

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这么突然，以致使他们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来，或者可以说强制自己一直垂着脑袋过日子。但是这种小心谨慎、回避痛苦和高挂免战牌的做法效果当然不大，他们竭力避免这种绝对不希望发生的精神崩溃，结果连把鼠疫暂且置于脑后、幻想日后与亲人团聚的情景 —— 这种幻想，总的说来，是常有的 —— 也给冲掉了。他们陷身于峰顶与深渊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过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灵，除非甘愿生根于痛苦的境地，否则便无立足之地。

他们体验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惨遭遇，那就是生存于无益的回忆之中。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留恋着过去，而感觉到的不过是惆怅。

他们活像受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或仇恨报复而度着铁窗生涯的人。到末了，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空虚感的唯一方法是...

尽管眼前有着这一幅幅不寻常的景象，可是看来我们城里的人还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大家都感到恐惧，或是感到别离之苦，但是各人仍然把自己的私事放在首位，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疫病的来临。对大部分人说来，他们主要感到的还是习惯遭到破坏，利益受到损害。他们感到恼火、生气，但不能光用这样的情绪来对抗鼠疫。他们首先的反应便是责怪当局。

数字的增加至少已很具有说服力了，但力量还不够强，仍不足以改变市民们的看法，他们在一片愁云密布之下，依然认为这只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事故，终究是不会拖得太长的。

有一家咖啡馆贴出了“醇酒具有杀菌效能”的广告，群众本来就自然而然地相信酒精有防止传染病的作用，这一来舆论就表示对此坚信不疑。

这些人中大部分对银行、出口、柑桔，还有酒类生意等方面有精辟而专门的见解，他们在诉讼或保险问题上拥有毋庸置疑的知识，更不必说他们的过得硬的文凭和显而易见的乐于助人的态度。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乐于助人。但在鼠疫问题上，他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

帕纳卢的布道，塔鲁也写到了，但附有如下的评论：“我理解这种给人好感的热情。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已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也就是说：习惯于沉默。等着瞧吧。”

书摘插图

《文学名著·译文名著精选：鼠疫》：

　　4月16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走出来，在楼梯平台上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他当时把老鼠踢开，并没有特别留神，便走下了楼梯。但来到大街上，他突然想到这只老鼠不对头，便往回走，想提醒门房。老米歇尔先生的反应，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发现有非同寻常之处。他原以为存在这只死老鼠显得有些奇怪，如此而已，但门房却认为出现死老鼠简直是奇耻大辱。再说，门房的态度斩钉截铁：这幢房屋没有老鼠。大夫向他保证说，二楼平台上就有一只，而且可能已经死了，说了也白搭，米歇尔先生依然信心十足。这幢楼没有老鼠，因此，这只老鼠准是谁从外面带进来的。总而言之，那是恶作剧。

　　这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大楼的走廊上掏自己的钥匙准备上楼进家，他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突然从黑暗的走廊尽头爬出来，步态不稳，皮毛湿漉漉的。那小动物停下来，仿佛在寻求平衡，然后往大夫这边跑，又一次停下，原地转了个圈，轻轻叫了一声，终于扑到地上，从半张开的双唇间吐出血来。大夫沉思着看了它一会儿，上楼回到家里。

　　他思索的并不是那只老鼠。是老鼠咯出的血又勾起了他的心事。他的妻子已病了一年，明天要启程去一家山中的疗养院。他见妻子按照他的要求正躺在床上。看来她是在为旅行的劳累作准备。

　　“我感觉挺好。”她微笑着说。

　　大夫注视着在床头灯光下朝他转过来的脸庞。在里厄眼里，尽管她已经三十岁了，而且留着病痛的痕迹，但她的脸仍然跟少女时一样，也许是因为这微笑消除了其余的一切吧。

　　“你要能睡就睡吧，”他说，“女看护十一点来，我送你们去乘中午的火车。”

　　他亲了亲她微微潮湿的额头。她微笑着目送他走到门边。

　　翌日，即4月17日，八点，门房拦住经过他身边的大夫，指责一些恶作剧的人又把三只死老鼠放在走廊的中间。那些人准是靠大捕鼠器抓住它们的，因为老鼠们浑身是血。门房已在门口站了一阵，手里提着死老鼠的爪子；他在等待那些罪人说挖苦话时自我暴露。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噢，那些家伙！”米歇尔说，‘到头来我准能抓住他们。”

　　里厄感到蹊跷，便决定从环城街区开始他的巡回医疗，因为他那些穷困的病人都在这一带居住。在这些街区收垃圾晚得多，他的汽车沿着街区一条条笔直的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前行驶，车身紧挨着留在人行道上的垃圾桶。在他经过的一条街上，他数了数，有十二只死老鼠扔在残羹剩菜和脏布碎片当中。

　　他要诊治的个病人正躺在床上。房间临街，既是卧室，同时又是饭厅。病人是位西班牙老人，满脸皱纹，神态严峻。他面前的被子上放着两个盛满鹰嘴豆的锅。大夫进屋时，半坐在床上的呼吸急促的哮喘病人往后一仰，想重新缓过气来。病人的妻子端来一个盆子。

　　“哎，大夫，”在打针时，病人说，“它们都出洞了，您看见了吗？”

　　“没错，”女人说，“邻居捡了三只。”

　　老头搓搓手。

　　“它们出来了，所有的垃圾箱里都能看见。是饿的！”

　　后来，里厄随便在哪里都能听到类似的话，街区里人人都在谈论老鼠。诊治病人结束后，他回到家里。

　　“上面有您一份电报。”米歇尔先生说。

　　大夫问他是否见到过很多老鼠。

　　“哦，没有！”门房说，“我在监视呢，您懂我的意思。那些畜生不敢来。”电报通知里厄，说他母亲翌日到达这里。她准备在生病的儿媳妇出门期间来这里照顾儿子的家务。大夫进屋时，女看护早已来到。里厄瞧见他的妻子略施脂粉，正穿着套裙站在那里。他对她微微一笑。

　　“这很好，”他说，“好极了。”

　　片刻之后，在火车站，他把她安置在卧车里。她看看车厢。

　　“对我们来说这太贵了，对吧？”

　　“需要这样。”里厄说。

　　“闹老鼠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有些奇怪，但会过去的。”

　　他随即快快地对她说，他请她原谅，本应该由他来照顾她，他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像示意他不要说了，但他补充说：

　　“你回家时，—切都会好些。我们要从头开始。”

　　“是的，”她眼睛发着亮光说，“我们要从头开始。”

　　片刻过后，她背转身，透过窗玻璃看外面。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推来搡去。火车头的嘘嘘声传到他们这里。他叫她的名字，当她转过身来时，他看见她泪流满面。

　　“别这样。”他轻轻说。

　　泪水下重又绽出了微笑，但有点不自然。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现在，他站在月台上，在窗玻璃的这面，他只能看见她的微笑。

　　“请你好好保重啊！”他说。

　　然而她听不见他说话。

　　在车站月台的出口附近，里厄碰上了预审法官奥东先生，他领着自己的小儿子。大夫问他是否出门旅行。这位高个子黑头发的法官一半像过去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一半像殡仪馆埋死人的人，他用和蔼的口气简短地回答说：

　　“我在等奥东太太，她专程看望我的家属去了。”

　　汽笛长鸣。

　　“老鼠……”法官说。

　　里厄朝火车的方向看了看，但又回过头来望望出口处。

　　“是老鼠，”他说，“这不算什么。”

　　此刻他记得清楚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经过时腋下夹着一个装满死老鼠的盒子。

　　当天下午，里厄刚开始诊病便接待了一位年轻人，有人说他是记者，一早就来诊疗室了。他名叫雷蒙·朗贝尔。他身材矮小，双肩又厚又宽，面容显得刚毅，有一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他穿一身运动服式的衣裳，生活似乎很宽裕。他谈话直截了当。他为巴黎一家大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想得到有关他们卫生状况的资料。里厄对他说，他们的卫生情况不妙。但他在进一步详谈之前想知道，这位记者是否能够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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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鼠疫》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者不绝望不颓丧，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