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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经权之道，“经”即《易经》中的“不易”，也即“常道”，是不能变的东西；“权”即《易经》中的“变易”，也就是“变化”或“变通”。“经”与“权”相结合，便构成了“持经达权”的方法。一个人有所变，有所不变；能变，也能不变，这才厉害。

本书告诉管理者，如何依据易理而行，把握“变易之易”和“不变之易”，合理安排“变易”和“不易”。

章  虚以控实的道理

一、庄子所说的一则寓言

二、管理有两个不同层次 

三、管理哲学即管理之道 

四、“M理论”代表管理哲学

五、主要依据是大学之道 

六、管理的指导原则

第二章  “经权”是安人的方法

一、“经”是组织成员的共识 

二、“权”指配合时空的态度 

三、安人的“经”不应该常变 

四、安人的“权”要随时变动 

五、“经权”要以安人为目标 

六、安人有赖于“持经达变”

第三章  好以不变应万变

一、以不变应万变是变 

二、有所变也有所不变

三、时间朝坏方向流动 

四、凡事好先想不变 

五、不变不行才来想变 

六、以微调整防止突变 

第四章  经权配合四种现象

一、经权配合有四种可能 

二、权在经内是谨守分寸

三、权在经外为具有弹性 

四、经权交集是擅自变更

五、经权分离为离经叛道 

六、权与经反情况更严重 

第五章  经权配合层层串联

一、经权必须密切配合 

二、上司的命令就是“经” 

三、自己的斟酌即为“权”

四、上级的权下级的经

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六、目标一致经权配合 

第六章  经权配合有三原则

一、经权配合要遵守三原则

二、权不舍本就是权不离经 

三、权不损人以免引起不安 

四、权不多用尽量减少例外

五、既得利益应该逐渐消减 

六、例外的比例要尽量缩小 

第七章  经权之道五大要领

一、经权之道五阶段 

二、首先要慎重立经

三、其次应决定形态 

四、然后要沟通原则 

五、大家都持经达权 

六、随时要追踪考核

曾仕强 教授

中国式管理之父，当今中国极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与培训大师。台湾交通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哲学博士，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行政管理硕士。研究中国管理哲学三十年，首倡中国式管理，名动政商学界，享誉海内外。

曾仕强教授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管理学术，学问渊深，世情洞达。他是央视《百家讲坛》受欢迎的主讲专家之一，《对话》栏目特邀嘉宾，以其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和中西贯通的渊博学识在中国管理培训界独领风骚二十年，且有愈来愈热之势，被著名学者钱文忠尊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天人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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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哲学是虚的，本身不代表什么，但它可以变成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所有科学都是从哲学中分出来的，所有分门别类的学科，它的总源头、点都是哲学。因此，美国学工程的人后可以拿哲学博士学位，学医学的人后也可以拿哲学博士学位。任何科目发展到点，都进入哲学的层次。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中国道学强调的是要把虚和实兼顾并重，不能偏颇，然后加以合理地应用。我们用管理哲学来善用管理科学，这叫作“虚以

控实”。

一、庄子所说的一则寓言

在《庄子·秋水》中，有一则关于“动物、风和心比快”的寓言。其大概意思是：古代有一种多脚虫，用很多只脚在地上爬动。多脚虫看见蛇一只脚也没有，可是比自己爬得还要快，非常奇怪。于是多脚虫就问蛇：“我用这么多脚走路，还不如你没有脚走得快，这是什么道理？”蛇回答说：“我顺着天机而动，要脚做什么？”蛇自觉还不如风，对风说：“我用脊背和两胁走路，还像有脚的样子，现在你呼呼地从北海刮过来，又呼呼地吹入南海，却像没有形迹似的，为什么呢？”风回答说：“不错，我刮起来，可以从北海吹到南海，但是仍然比不上人，人用指头指我，我吹不过它所指的方向。”人的视力跑得比风还要快，而人的心思能够在刹那间越过时间、穿过空间，速度比视力（光线）更快，而其本身却是无形的。

无形的心，比有形的风和动物，都要快，让我们想起了什么？

请把你的高见简要地写下来：

大家要从这则寓言中了解到，无形的才是快速的，无形的才是有力的，无形的才是机动性的。用无形的力量，来管制有形的物体，是省力、有效的。

管理所要求的是省力，所以偷懒不算罪过，因为科学就是让我们人类越来越偷懒。偷懒不是真正的懒，而是让我们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科学的原意，是不要让我们把精力和时间都浪费在那些天天在做而没有什么成效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有些事情让别人去做，我们才能够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无形的弹性，无形的能量强。我们不要轻视这种看不见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的美国人，可以说是全世界善用工具的人。我们都知道人应该善用工具，也都知道管理一定要运用现代化的设备、仪器和工具。你单独看那只多脚虫，会觉得它爬得很快。可是一旦碰到蛇，多脚虫就很泄气，因为蛇比它爬得更快。但蛇是没有脚的，它没有工具，所以多脚虫就觉得很奇怪，自己工具这么齐全，设备这么现代化，怎么会效率不高呢？可是蛇说我有什么用？我还有形，还在那里滑行，你看风，它一阵子就过去了，比我还快。所以蛇就觉得无形的比有形的实在高明得多。风又说我有什么快的？你看人手一指，我就永远超不过他这个方向。风还要吹，人手一指就可以了。手又说指有什么用？你看人心说变就变，还不用指，天底下还有什么比人心变得更快的？一个小时前说得好好的，一个小时后就全变了。人心无形无重，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什么都没有。

这一则寓言告诉我们，“有”固然很重要，但是不要完全相信“有”可以决定一切。换句话说，科学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完全依赖科学。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当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想到如果哪天停电，可能连家都回不去了。因为楼层太高，没有电梯你就很难爬上去，即使上去可能也下不来了。过分依赖科学，对人类来讲未必是很幸福的事情。

二、管理有两个不同层次

任何管理思想，实际上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它的形上基础，一是它的形下理论。前者系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ideology），称为“管理哲学”（management philosophy）。后者为具体而明确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叫作“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管理哲学”是“虚”，“管理科学”是“实”。前者看不见、摸不着，后者却具体而明确。可是这具体而明确的“管理科学”，无法不受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管理哲学”的支配和控制，因为虚才能控实，谓之“以虚控实”。

管理哲学是虚的，看不见，摸不着，它是无形的，你会感觉到它隐隐约约的存在。但它又是很具体的，好像你要一个人把他的人生理念、价值观、是非标准等说得很清楚，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自己感觉得出来。所以我们慢慢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中国人不太相信别人的话，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西方人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他很相信别人的话。西方人比较相信看得见的对象，中国人好像比较相信那种看不见的东西，从这里去琢磨，我们可以更容易了解这一点。管理科学是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它是有形的，是具体而明确的。

管理哲学形成管理者的“决策态度”，管理科学则形成管理者的“管理态度”，而“管理态度”乃是“决策态度”影响的结果。管理科学接受管理哲学的支配和控制，我们称之为“虚以控实”。因此，管理者所表现的“管理态度”，往往受制于他个人的意识形态，以致同样一套管理制度和方法，由于管理者的理念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运作与效果。

你看一套制度，在这个工厂很有效，到了另一个工厂就变样。一位老总经营这家企业很有成效，把他调到另一家企业去，可能就不行了。所有制度没有变，产品没有变，组织没有变，人员没有变，只要换了老总，这家公司很快就不一样了。一个老总并没有做什么，机器不是他操作的，原料不是他采购的，产品也不是他包装的，但是他会发挥很大的影响力。这是很虚的东西。因此，有什么样的管理哲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管理效果。可见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我们要加以重视。

事实上，企业经营者凭着他的“管理意志”（the will to manage），决定一套“处理周遭事务的方法”，因而创造了“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美国有位管理学家，他告诉我们：“管理要跟文化相结合。”换一种说法就是，管理科学必须和管理哲学相结合，才能有效。

三、管理哲学即管理之道

我们仅有管理哲学还远远不够，因为哲学和科学也是各有一偏的。虽然哲学的范畴已经比较广了，但是还没有系统那么大，哲学也常分为很多不同的派系。所以我们基本上把管理哲学称为“管理之道”。

管理哲学就是管理之道。“道”不是一个理论（theory），不能当作一个理论来看。“道”是“行走的道路”，亦即“所由”。管理界一切现象所由以存在、所由以生灭、所由以运行的，都称为“管理之道”。它具有两大使命：一是“清理观念”，研究“管理究竟是什么”（what is management），也就是促使管理者“从全局的眼光来看管理”；一是“指导行为”，研究“管理应该是什么”（what management ought to be），从指导的立场来检讨管理，明辨我们应该怎样管理。换句话说，管理哲学必先追究管理的“意义”（meaning），再评估其“价值”（value）。

“管理之道”是中国人自己的名词，它是虚空的，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现代人称之为“经营理念”。其实，经营理念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严格来讲，应该叫“管理哲学”。所以管理哲学、经营理念、管理之道，其实都是同样的东西，都是很虚的。它存在于管理者的脑海里面，必须通过管理科学的运作，才有具体的事实。如果不通过实的管理科学，它是表现不出来的。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只有科学没有哲学的人，是瞎子。你看瞎子会动，但他自己不会看路。相反的，只有哲学而没有科学的人，是跛子，他没有脚，自己不会动，行动十分不便。我们不愿意做跛子，也不愿意做瞎子，要做一个整全的人，所以一定要行之有道。这个道对我们来说是很整体的，很整全的，它是不可分割的。

管理哲学通过选择、运用和批判管理科学，才得以显现功能。对于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和工具，你选择哪一种，这完全由你的管理哲学来支配和决定。例如，公司可以规定员工上班都要打卡，而且处分很严格，也可以规定打卡不必那么认真，只要办好外面事情就可以了。业务员将事情做得让客户满意，就算晚一点回来再打卡，或不打卡直接回家都可以。你不能说这样做就不对，只要对公司很适合就可以。

我们运用管理科学的时候，要批判，批判之后再选择，才能够调整。我们用得越好，就越有信心，用得不好时就开始怀疑了。所以很多中国企业的老板总有疑问：为什么西方的管理，来到我们中国就好像变样了？西方人运用就很有效，我们运用时就没有效了，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整体的文化和西方是有很大出入的。

管理之道没有形体，却不是“空无所有”。其实改一个字就好了，它是“空无多有”。它不是什么东西，却能够形成任何东西。老子在“道”的不可说之中，提出了“有”与“无”两个观念，来说明“道”的两面性。

《道德经》章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所说的“无”，并不等于零，而是一种幽隐而未成形的潜在能力。管理者凭着这种“不见其形”的潜在能力，来下决心，做成“有”的决策。然后依据既定的决策，来选择和运用管理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无”和“有”既非对立，也不矛盾，它们是一贯的、连续的，表示管理者由理念向下落实而产生决策的一种活动过程。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有管理措施，都产生于管理者的决策（有），而决策则来自管理者心中的理念（无）。

“无”的情况，牟宗三先生认为正是荀子所说的“虚一而静”，是一种无限妙用的心境。“虚”就是“不要把自己的心灵黏着固定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方向上”，管理者具有开放的心灵，心里不存在任何偏见或成见，才会“虚”心听取同人的意见，接受同人的参与。“虚”则灵；心思黏着在某一特定的方向上，执意要如此做，那就不“虚”了，不“虚”则不灵。管理者的头脑不够灵光，做起决策来，是相当危险的。“一”是“纯一无杂”，管理者的脑海里，不能够存有那些乌七八糟的冲突、矛盾和纷杂，要把它们通通化掉，只剩下统一的目标和原则。保持方向的一致性，管理者才能够情绪不浮动地“静”下来，冷静地综合实际状况，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虚一而静，才能发挥无限的妙用。

日本著名的经营者松下幸之助有一次去找一位老和尚，问什么叫管理。我们一般人听了会觉得很可笑，说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去问老和尚怎么管理，这不是笑话吗？因为老和尚似乎什么都不会，但其实他什么都通，这是很奇怪的。老和尚就在面前放一个茶杯，然后一直往茶杯里面倒水，直到水溢了出来。松下幸之助说：“水不是满了吗？”老和尚就说：“你知道水满了，就懂得什么叫经营管理了。”老和尚这句话是很虚的东西，但是松下幸之助就领悟到了。茶杯不装任何东西的时候，这个茶杯才是有用的。茶杯一旦装了什么东西，它就没有用了。你的茶杯装了咖啡，看到很好喝的酒，想再倒酒就倒不进去了。同样，你的茶杯装了酒，看到很特殊的茶叶，也装不了那个茶了。

所以一个有成见、有主见的人，是学不到东西的。只有把脑筋放空，脑海空空的时候，才能装进新的东西。管理者能够不固执，便会十分谦虚地请教有关专家的意见，以冷静的态度，依据安人的目标，来达成正确而有效的决策。

岳飞当年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管理者“虚”心到无限的宽广，便可以无拘无束地运用，这种境界，道家称之为“无限妙用”，哲学界称为形上。形而上叫作“道”，形而下叫作“术”。管理哲学是“道”，管理科学就

是“术”。

既然管理要和科学、要和文化相结合，我们就应注意自己的文化特色，这点非常重要。管理者以自己的一套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管理科学，结果都不相同。所以我不太相信一个管理者去学另外一家公司，把管理制度全盘搬过来，可以做得一样好。

管理者若想“以虚控实”，把管理科学应用得更有成效，首先要建立一套经营理念，进而从实践中获得无比的信心，确立自己的一套经营方式。

四、“M理论”代表管理哲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管理教授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提出著名的“X理论”（Theory X）与“Y理论”（Theory Y）之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学教授日裔美国人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建构了他的“Z理论”（Theory Z），有意把“J理论”留给日本式的管理，却并未明言，要把“C理论”保留下来，好让中国人也有一展身手的机会。

即使大内有此雅意，相信中国人也不肯接受，因为欧风东渐以来，一些打分数的人士，已经习惯于使用“A、B、C”代替原有的“甲、乙、丙”，C既含有丙等的意思，对于爱好面子的中国人而言，当然不屑一顾。

我们也不至于贸然打出“A理论”的招牌。长久以来，由于亲善和敬意，我们已经获得相当的默契，“A理论”的“美”名，无论如何是美国式管理的专利商标，这是中国人谦虚的美德，委实十分

可爱。

然而，中国式管理总该有其理论依据，否则经常到处漫谈，岂非重蹈当年清谈误国的覆辙？好在孔子已经摸透了中国人谁也不服谁的性格，创立“述而不作”的谦和风度，并且以身作则，一再自认无知，宣称：“我并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我只是喜好古代圣哲留下来的知识，而勉力学得来的。”

由于孔子的启示，历代先贤才不敢标榜自己的创见，他们委婉地将自己的智慧，点点滴滴地堆积在孔子、老子、庄子这几位大众心目中较具权威性的先师身上，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罕见的圣贤。正因为这种庄严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中华文化才能够“持续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持续”，得以“万变不离其宗”，成为世界上牢不可破的道统。

反观近代中国人，企图打破三国时代王弼所描述“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传统法则，盲目学习西方“一人一说”的作风，各自标新立异，任意独树一帜的结果，徒然弄得“旧的打破了，新的建立不起来”的悲惨局面，便可证明孔子锐利的透视力，早就洞察“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缺乏平心静气、客观交换意见的能耐。

中国近代法学家吴经熊先生说：“西方文明，可说是希腊精神的产物，在目前已发达到饱和状态，所以西方的好学深思之士，反而感觉不足，也就在这时，认识到东方的伟大。”他预言，东方的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禅”，已渗入到西方思想的前锋，将来又会反转来影响东方。他这一番话，虽然十分伤感，却是非常中肯。事实上，中国的管理哲学，唯有用英文书写，在国外（好是美国）发表，获得彼邦人士的认同和肯定，中国人才会刮目相看，说起来令人觉得悲哀，却也无可奈何！要不然，为什么众多才俊，竟充满了“无力感”?

幸而傅高义（Ezra F-Vogel）的“日本”挑起了我们寻“根”的兴趣，在一片中国式管理的探索声中，唤醒我们：必须从道统的洪流中，建构出属于自己的理论。

我们不妨用“M理论”（Theory M）来代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为什么提出“M理论”？原因如下：

（一）M是management（管理）的字首，表示管理的思想体系。

有人认为不可能有统一的“管理之道”，就西方情况而言，确属事实。因为西方向来一人一说，A专家说是的时候，必定有B专家说非，这也是他们鼓励争辩的原因，彼此都是一偏之见，辩论起来，才会产生互补作用。中国人重视本源，一切新的都要从旧的当中变出来；所有学术，无不源自《易经》，因此一脉相承，而且脉络分明。事实更证明：中国先哲所说的道理，大都历久弥新，有其颠扑不破的特质。中国人的“管理之道”，显然是存在的。

（二）M是mean（中庸）的字首，表示中国式管理，以中庸之道为合理的标准。

中庸之道的管理，亦即“中道管理”，就是现代所倡导的“合理化管理”。日本人竹添光鸿把“中庸”解释为“恰到好处”，朱子则认为：“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管理措施，假若能够无一瑕疵，那就“毫无缺点”，依现代眼光来看，中庸就是“合情、合理、合法”，非但可以适应环境，而且足以开创新的时代。中国式管理即为“中道管理”。

（三）M是manpower（人力）的字首，表示管理应该以人为本。

我们中国人是以人为本，西方是以事为中心。西方人是谈事情，不太管人；我们是以人为主，人才去做事。我们常讲，有人才有事，有人好办事，事在人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我们的重点始终在人上。

（四）M是mind（心）的字首，表示管理必须重视儒家心学的发扬。

管理就是心的互动。我们能不能团结一致，就是我的心能不能交给你，你的心能不能交给我。西方的管理一直重视手和脑，我们只重视心。做事情时，西方是注意努力不努力，我们强调有没有用心，是不太一样的。

什么叫“关心”？就是把他的“心”关起来了，他就跑不掉了。如果不将心比心，你很难抓住员工的心。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抓心的。一句话讲完了，人在那里，心不在那里，他在想自己家的事情，他在想未来去哪里，他根本不在乎他的工作，制度管他的身体管不了他的心。一个人心在那里，人一定在那里；人在这里，心不一定在这里。所以我们抓到重点，一下子就抓到他的心。但是我们今天受西方的影响太严重，常常讲述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非常可怕。

（五）M还是money（财务）、method（方法）、material（材料）、market（市场）、morale（士气）、management information（管理信息）、management philosophy（管理哲学）、management environment（管理环境）等词语的字首，它可以把整个管理都包括进来。

（六）M是management resources（管理资源）的字首。

中国式管理重视人，也重视中庸之道，刚好都涵盖在内，尤其从M的字形看来，它更是四平八稳，左右均衡，十分切合“中”的特性。

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当中，前三个、末三个都没有合适的，那么就从其中选取合用的一个，也合乎“中庸之道”。

五、主要依据是大学之道

我们管理之道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就是大学之道。大学之道是古今中外有价值的管理哲学。

我国先哲从实践中体认“管理之道”，并且正名为“大学”。“大学”的终目的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亦即“管理的原理”。孙中山先生说它是“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得那样清楚”。从管理的取向来看，大学之道正好是“我们管理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更应该发扬光大的。

《大学》首章，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要“明明德”，就是“明其明德”的意思。“明”即明白，“明德”指“能够明白道理的一种天赋本能”。禽兽、草木并没有这种明德，因此对一般动物讲道理，是永远讲不明白的。只有人类才有此明德，你对他讲道理，经过一段时间，他总会认同的。个“明”字为动词，可解释为“表明”“表彰”或“发扬光大”，亦即把人本来具有的明德“刮垢磨光”，便是“修身”或

“修己”。

（一）管理以“修己”为起点，以“安人”为目标。管理的意义，便是修己安人的历程。

《大学》所论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从内发扬到外”，教人由“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的管理哲学。管理者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即其内在的德智修养，就是“明明德”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管理者外发的事业完成，便是“亲民”的发扬。管理者必先修己，才能正己正人。所以管理之道，以“修己”为纲领。

“亲民”是用相亲相爱的方式来正人，就是孔子主张的“安人”。“安人”是管理的理想。管理者可以“逞权威、施压力”来“管人”，但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亦越强，不能使追随者心悦诚服，表面或许顺从，但内心殊为不乐，因而可能会暂时忍耐，应付了事。管理者如能用“敬重、信任”来“理人”，就比较容易收到“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效果。追随者深感知遇，当然会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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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言

中华文化的总源头，即是《易经》。陈立夫先生也认为：儒家思想来自《周易》，道家思想来自《归藏易》，墨家思想来自《连山易》，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各家如阴阳家、纵横家、法家、名家、兵家等思想和儒家、道家一样，也同《周易》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我们好不要把《易经》当作一本书来看，那太可惜了。其实《易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我们今天很喜欢讲整体观，而全世界早阐述整体观的就是《易经》。这种讲整体观的传统被一代代中国人不断发扬光大。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才是世界上懂得一统天下思想的，大部分西方人是没有整体观的。

现在许多学管理的人真的很倒霉，一会儿一个理论，今天学美国式的，明天学日本式的，那就表示他没有找到管理思想的真正根源，才会这样子。就好像身为一个管理者，工作已经够忙了，还要抽时间去学新的东西，结果自己累得心力交瘁，却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对中国人来说，我们的一言一行既然都源于《易经》，那么，我们学《易经》就会一辈子都管用，而且，我们的管理也要依据易理而行，不可以偏离《易经》的道理，只要偏离，后一定受害。

《易经》这本书，实际上用八个字就讲完了。前四个字是“无所不包”，大家很容易了解，它真正涵盖了天文、地理、科学，包括的电脑技术都蕴含《易经》的运用，而且这也是全世界公认的，不是我们自己往脸上贴金。但后面四个字就是“不知所云”——如果我们把它当作笑话来听，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这样会害死自己。许多人会认为《易经》难读、易理难明，但就是因为它“不知所云”，所以才能够“无所不包”。当一个人把话讲得很肯定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错误的了。

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爱因斯坦才提出了相对论。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但是怎么说又都是错的。我希望大家要把《易经》的“不知所云”当作很正经的事情来考虑，你才可能成为有思想的人。

《易经》一共有三个很重要的含义。个叫作“简易”。如果你觉得一件事情很复杂，就表示你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没有抓到要领。一旦你理出一个头绪，抓到要领，就会觉得它本来是很简单的。就拿跳舞来说，你看那些不会跳的人，觉得跳舞好复杂，不知道怎么学，但当你学会跳舞的时候，就觉得太简单了。我曾经见过一个舞跳得很好的人，问他怎么跳舞，他的答案很奇怪，说会走路就会跳舞。对于一个会跳舞的人，只要你会走路就会跳舞，还学什么呢？因此当你还觉得事情很难、很复杂的时候，要提醒自己，你还没有找到窍门；当你找到窍门的时候，你会觉得世上的事情原来是非常简单的。

《易经》另外的两个含义，是“不易”和“变易”。许多人认为这两者是矛盾的，因为不易它就很难变易，变易就不太可能不易，其实不然。“不易”的含义，并非“不变”，而是“变易”中有“不易”，也就是“变”中有“常”。《易经》告诉我们，要同时把握“变易之易”和“不变之易”。“变易”就是“流”“变”，“不易”则是“常”“住”。

可是我们一方面讲“不易”，一方面讲“变易”，西方人就很难理解了。因为西方人没有中国人这种智慧，所以他们后就抓住了管理这门科学。西方人有了权变理论，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其实有什么不得了的，就是“变易”而已。可是他们很倒霉，只见其“变易”，却忽略了“不易”，仍旧脱离不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偏颇作风。

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你会感觉到西方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老子已经讲得很清楚，一个只懂得“变”而不懂得“常”的人，后是“凶”。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自己学到西方那套权变理论就很得意了，它的问题还在后头，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易经》的这三个含义，其实一句话就讲完了。老子说：“简易”的叫作“道”，“不易”的叫作“阳”，“变易”的叫作“阴”，所以《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真正懂得管理的人，就是明白这一句话而已。天下事，统统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

例如“你要不要投资”就有两个答案：一个要，一个不要。还有第三个答案吗？难就难在到底要还是不要，这就是决策。一位高明的管理者，大概是不会马上说“要”或“不要”的。只有那些年轻不懂事的人、没有决策能力的人，才会马上说“要”或“不要”的。凡是很快就下结论的人，其实都是不懂得管理的人，可是我们竟然把他看作很有魄力的人，这是很糟糕的。要投资有投资的做法，不要投资有不要投资的做法，都是可以的，没有说一定的。有时候你自己不投资，让别人去投资，让别人去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你再把他的企业收购回来，可能赚得更多。为什么你非要投资呢？没有必要。你看到赢的人很可能是输家，你看到输的人很可能是赢家，因为它是变化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抓住这个“道”，就能够把“不易”和“变易”安排得很合理。

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能盲从理论，以致不明白自己的管理体系，不了解自己的管理行为，在决策应变时摇摆不定。我们要把自己提升到“道”的层次上来，进而充分掌握中国人的管理之道。所以，如果你找不到我们管理的“道”，可能就会忙碌一辈子，却毫无收效；你一旦上了“道”，就会很悠闲。中国人是很悠闲的，因为你可以运用一辈子，一切都逃不出你的掌握。

中国人的管理之道只有一个，就是“M理论”。这个“M理论”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它早就在中国人的思想体系里面。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它已经把世界上根本、精华的东西都总结出来了，只是我们不会运用而已。

我们的“道”一共有三个，安人之道、经权之道和絜矩之道，构成了“M理论”的三个向度。

经权之道，强调一个人有所变，有所不变；能变，也能不变，这才厉害。只求“变”，变到后就没有根本；要求“不变”，到后又是死路一条。

什么叫“经权”？“经”就是《易经》中的“不易”，也就是“常道”，是不能变的东西，一变就乱了套，就不上道，就走上了偏道。中国有一句很难听的话，叫作“离经叛道”，离开了“经”，就违背了“道”，没有一个人有好的结果。“权”为《易经》中的“变易”，也就是“变化”或“变通”。

“经”与“权”两者结合起来，便构成了中国人“持经达权”的方法，使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从容融合外来文化而仍能“中道”。有了此方法，才能够做到朱子解释《中庸》所说的：“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即无一事之不合理，故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也。”

“经权之道”既从《易经》来，自须含有“简易”的精神。“简易”即“易知易行”，所以《周易·系辞上》章说：“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中国古代哲人深知：平易的道理易于了解，易于了解的道理，才有人亲附；简易的方法容易照着实行，才能行之有效。“经权之道”效法乾坤简易的道理，普遍为中国历代所推行，造成了中国可大可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