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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的文字，大多是洪子诚老师读一些作家作品的感受，但是会延伸到读作品时，洪子诚老师所处的环境，阅读动机、心情和方法等的讨论；也就是读者和阅读对象建立怎样的关系的问题。这也是取名《文学的阅读》这个书名的原因。

文集包含了洪子诚老师对于新诗的阅读，像北岛、牛汉、商禽、张枣、许世旭、纪弦、梁秉钧、牛汉、周梦蝶的诗歌阅读经验，也包括对文学的阅读，像巴金、契诃夫、《鼠疫》的阅读经验，等等。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阅读史，有心人也可以在其中读出历史的某些剖面。

前言

“阅读”与“阅读史”

我的巴金阅读史

读金克木：30年代的孔乙己造像

读契诃夫：怀疑的智慧和文体

读《日瓦戈医生》：生活的多个面向

读《鼠疫》：“幸存者”的证言

新诗的阅读

一首诗应该从什么地方读起：北岛早期的诗

读牛汉：树木的礼赞

商禽、张枣、许世旭的诗

纪弦、梁秉钧、牛汉的诗

种种可能：周梦蝶与辛波斯卡

与音乐相遇

洪子诚，1939年生于广东揭阳。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2年留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协作教研组担任写作课教员。1977年转入当代文学教研室。1978年评为讲师。1985年评为副教授。1993年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退休。现参与中国新诗研究所《新诗评论》、“新诗研究丛书”的编辑工作。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材料与注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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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在描述艰难时世时采用的非感伤、非怨恨的叙述语调。

日本学者近藤直子、加藤三由纪谈到韩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说“人类是组织群体而生存，这种生存方式里潜在着残酷性”；当“一个集体面临危机，就把异类奉献给外面世界或排除到集体之外”。面临危机而不断制造“异类”，抛出“异类”，是我们这一辈子经常面对的事实。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如赵园老师所说的“戾气”。一种极端、苛刻、暴力、怨恨，一种病态的激情。

未给看来顺理成章的情感幸福以完满结局。无疑他十分重视

通、理解在人的生命中的重要性，但突破“隔膜”的障在他

并看来前景渺茫：那两篇在当代通常被当作揭露黑暗社会中劳动

者痛苦生活的短篇（《万卡》和《苦恼》）中，孤独几乎成为

人的命定的处境。他既通过人物之口表明知识分子需要以“工

作”来拯救自己和改变社会现状，但也没有给予那些热情“工

作”的人物以无保留的肯定。况且，他确实（如孙柏论文指

出的）揭示了“工作”的各种不同性质，指出某些“工作

的“剥削”性质，和对人的精神、创造力的压抑。在《我的

生》中，建筑师的儿子挑战上层社会成规，选择了“异数”之

路，自愿成为体力劳动者，“生活在必须劳动，不得不劳动的

人们中间”。但他因此真切看到，“他们像拉大车的马那样劳

累，常常体会不到劳动的道德意义，有时候甚至在谈话中也不

用“劳动这两个字。”一这从一方面，涉及这个庄严话题

中残酷地包含的虚假意义的真相。

这种内在于文本中的矛盾性，也表现在文体的层面。关于契词夫一些作品（小说和戏剧）在“风格”上究竟属于“喜

剧”，还是属于“悲剧”，因为难以区分，一直存在不同理解

和争论。例如，在中国当代舞台上被作为“正剧”，或带着悲

性风格处理的《海鸡）《》，作家本人却坚持认为

80

在重大的、牵涉到许多人的历史事件之后，文学的承担精神和“介入"意识，首先表现为亲历者以各种文学手段，记录、传递那些发生的事实，为历史提供“证言”。这被看成“历史”托付的庄严使命，在由一种文化传统所支配的想象中，他们的良知被唤起受到召唤和嘱托。亲历者的讲述，他们对亲历的体验、记忆的提取・在历史叙述中肯定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呈现历史面貌的重要手段。加缪的《鼠疫》，不论是内在的逻辑，还是叙述的形态，都特别突出“见证“这特征。

全面地说，如果不应该完全否定“幸存者”身份意识在写作上的积极意义，那么也不应该对它有可能产生的损害毫无警觉。这种意识、观念在写作上，既表现在为“良知”所支持的提供“见证”的责任感，表现为对美学标准的历史维度的重视，也表现为收集并强化“不幸”的那种“自怜”与“自恋”，表现为将“苦难”给予英雄式的转化。同时也表现为提升“幸存”经验表达的价值等级，认为在道义上和艺术上，都理所当然的具有优先性，以至认为“幸存”的感受就具有天然的审美性。

在80年代初，北岛对自己的诗，自己的写作过程谈得很少。舒婷、顾城和杨炼就不同，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写作有许多谈论。我们看到的当时北岛唯一谈论自己的写作的文字，是1982年在《上海文学》“百家诗会”上一段几百字的短文。这对理解他当时的诗有很大的帮助。这段话首先讲到诗歌的目的，诗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他说，要通过写作建立一个“诗的世界”，这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人道”和“正义”的世界。这个观点跟顾城等人的看法有相似的地方。比较起“十七年”和“文革”期间的主流诗歌观念，相异之处首先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其次是诗歌（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并非完全对等的关系。

和“十七年”的那种文学观念不同的地方是，北岛他们虽然也强调诗歌跟现实世界的联系，但是他们认为诗歌（文学世界有它自己的想象的超越的独立性。在诗的写作与生活目的的关系上，北岛那一代诗人趋向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的；诗歌写作也是在处理、实现人的生活目标，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手段。在这一点上，这也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看法、和现在有些青年诗人的想法不同。

北岛在这段文章里还说到，他在诗歌技艺方面使用了“蒙太奇”的方式。“蒙太奇”是电影艺术的概念，简单地说，它是通过对画面、镜头（包括音响等）的组接，实现对时空关系的重新处理。这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他的诗歌艺术的两个线素。一个是“镜头”一一也就是诗的意象；另一个是“镜头”（意象）的组织、联结方式。在北岛这个时期的诗里，意象的使用十分自觉，意象在诗中处于十分密集的状态，而且他使用的意象也大多带有某种程度的象征性。也是因为这个原因，80年代有的评论家把他称为“象征诗人”。我在这里提出北岛诗歌在意象使用上的几个特征，即意象使用的自觉、密集和意象的象征性，应该说是有一定根据的。他的诗的“象征性”效果的实现有多样方法。有时候是靠“反复出现”来达到，类乎音乐中的赋格、奏鸣曲的方式。

密集...

编辑推荐

洪先生常会说到自己的“怯懦”“犹豫”，我却相信他的性情中有较为坚硬的东西，不易磨损，能抵抗外力的销蚀。这种“坚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尤其可贵。——赵园                               我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宗教的影响在我*主要的是，一个人要时刻保持对善恶、美丑、经验和超验区分的信心，虽然美丑等等的标准会在历史中发生变化。在研究中，我经常质疑“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方式，但我在*基本的方面，仍是个“二元”的信仰者。我不愿意这个世界变得混沌不清。总之，如果说有“坚硬”的方面，就是不太投机，不愿对权势者（政治的、学术的权势者）谄媚。——洪子诚

书摘插图

生活里有“不能”的悲剧，也有“可能”的争取。（《阅读和阅读史》）

高尔基在评契诃夫的一段话，“在他这种温和而悒郁的笑容里面，我们看出了一个知道语言的价值和梦想的价值的人的敏感的怀疑……在他对人的态度里面隐隐地含得有一种跟那冷静的绝望相近的沮丧。”（《读契诃夫：“怀疑”的智慧和文体》）

《日瓦戈医生》的“债务”意识，从“重要”的方面说，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历史承担；从“小”的方面，则是对于包括“爱我的人”在内的“生活”的感恩。对“生活”的感恩这一点，是我80年代完全忽略的。（《读<日瓦戈医生>：生活的多个面向》）

“诗人，你敢于写出毕加索眼睛里的那种绝望和憎恨吗？你敢于写一首比绝望和悔恨更强烈更庄严的希望之歌嘛？”——（《读牛汉：树木的礼赞》）

“霍洛维茨在莫斯科的神情给我的感受是，他有某种不愿被归类的，试图追求生命独立性的尊严。他随意而高傲，这是一种‘抵抗’。”（《与音乐相遇》）

媒体评论

洪子诚先生的学术贡献，正在于它看到了简单之下的复杂，并在细致解析这些复杂之后，得出了更为辩证、更为妥当，也更为可靠的看法。——曹文轩

前言

这本书中的文字，除两三篇之外，其他的从已经出版的书中选取，篇末会注明文章的来源。按照“大家小书”丛书的体例，选入时有的题目做了改动，有的文章做了删节，为了增加可读性，有的添加了小标题。

这些文字，大多是读一些作家作品的感受，但是会延伸到读作品时，阅读者所处的环境，阅读动机、心情和方法等的讨论；也就是读者和阅读对象建立怎样的关系的问题。这也是取名《文学的阅读》这个书名的原因。

2010年，我为《我的阅读史》这本书写了《为赞颂一切我所焚毁的……》的结束语，现在抄录在下面，作为《文学的阅读》的前言：

1957年初春，我上大学一年级。有一次去王府井那边的东安市场，在旧书铺里买了几本旧书，其中之一是安德烈·纪德的早期作品《地粮》（1897）。白色，但已经泛黄的封面，黑色背景的小框框里有“地粮”两个字。这是盛澄华先生的译本，40年代由上海的文化生活社刊行。我得到的这本书版权页已经脱落，推测是40年代后期的第三版。盛澄华是浙江萧山人，30年代到法国留学，在法国的时候，和纪德多次见面，并有书信往来。回国后在西北、复旦、清华等大学外文系任教。五六十年代，是北大西语系教授。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没有听过他的课；中文系必修的“外国文学史”课程的西方文学部分，因为“大跃进”，集体科研运动停开。临毕业虽然也补课，但外国文学补的只是俄苏文学和东方文学。所以，对盛先生没有什么印象。1970年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盛先生因突发心脏病猝死。那个时候我也在鲤鱼洲，却不知道这个消息。近，上海译文出版社重版了五六十年前盛先生翻译的《地粮》，应该是认为这个译本，至今仍是秀的——这是对几乎被人忘却的盛先生好的怀念。

我1957年得到这本书之后，曾经几次翻过，却没有让我能在它上面有较多的停留，只知道它诗意、抒情，运用我不熟悉的那种虚拟的对话方式，可以看作是作家的心灵独白。之所以没有能发生呼应，部分原因是对纪德缺乏了解。更重要的是，书里的情感，思考，与我当时的精神状况，文学趣味存在距离。在《地粮》的“译序”里，盛先生写道，纪德“是以严肃，纯洁的态度来接应艺术。不说视艺术重于生命，至少是把艺术看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或竟是自己生命的连续。”又说，“……流浪，流浪，年轻的读者，我知道你已开始感到精神上的饥饿，精神上的焦渴，精神上的疲累，你苦闷，你颓丧，你那一度狂热的心，由于不得慰藉，行将转作悲哀。但你还在怀念，还在等待，你怀念千里外的家乡，怀念千里外的故亲戚友。但你不曾设想到你所等待的正就是你眼前的一切。回头！这不再是时候。时代需要你有一个更坚强的灵魂。如果你的消化力还不太疲弱，拿走吧！这儿是粮食，地上的粮食！”

这些话写在1942年的城固，那时候盛先生在西北大学任教，陕西汉中的城固，是战时这所大学的所在地。那个时候，战争正艰苦，社会气氛沉闷：“流浪”是许多人的生活状态。因为前景不明，长夜漫漫的苦闷、焦躁，是年轻人普遍的精神状态。但是，这种经验是50年代的我不能真切体会的。那时，我正为一种虽真实却肤浅的幸福感、满足感所支配，觉得世界的一切已经一目了然。既难以认同对艺术的那种虔诚，也没有些微的精神饥饿和焦渴，对《地粮》的冷落，就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当然，我后来对《地粮》的看法有了许多改变，这是需要更多的文字才能讲清楚的。

这些天，我整理着《我的阅读史》这些系列文字，又一次翻读这本旧书。我愿意将《地粮》里的一首“旋曲”，作为《我的阅读史》的结束语。它是关于读书的：

有些书人家坐在小板凳上念

在小学生的书桌前。

有些书人家边走边念

（而这也是由于它们版本大小的关系）；

有一些在森林中念，另一些在别的田野间念，

而西塞罗说，Nobiscum rusticantur[　拉丁文：原野中有书籍为伴。

]

其中有一些我在驿车上念；

别一些，躺在堆干草的仓房中念。

其中有一些为使人相信人有灵魂；

别一些则使灵魂绝望。

有一些书中证明神的存在；

别一些则否认。

有些书只被收藏在

私人的图书馆中。

有些书曾受过很多

有资望的批评家的赞誉。

有些书仅谈蜜蜂饲养术

而某些人认为太专门。

另一些则专谈自然

读后像已无需再出去散步。

有些书为贤者所不容

但它们引起孩子们的惊奇。

有些书称作选集

把人们对任何事物的卓见辑入在内。

有些书希望使你爱生命；

另一些作者事后竟自尽。

有些书散播恨

而它们收获它们所散播。

有些书不事吹嘘，且引人入胜

当你读着的时候像是放着光辉。

有一些书人家爱惜得把它们当作更纯洁的

而比我们生活得更好的弟兄。

有些书用奇特的文字写成

纵使尽心研习人也不会懂得。

奈带奈蔼[　“Nathanal”，源自希伯莱语，意为“神赐”。纪德在《地粮》中用它来指读者。

]，何时我们才能烧尽所有的书本！

有些书一文不值；

另一些则价值千金。

有一些谈王论后，

而另一些，谈极贫苦的人们。

有些书它们的语声比

午间树叶的絮语还更轻柔。

像老鼠似的，约翰在巴特摩斯吃的正是一本书；

但我则更爱覆盆子。

那曾使他肠胃中充满苦味

而以后他得了很多的幻觉。

奈带奈蔼，何时我们才能烧尽所有的书本！

我们这些一辈子与书作伴，在书本中消耗大部分生命的人，什么时候也能像纪德那样，说出“何时我们才能烧尽所有的书本”这样的话？难道不是吗：“在书本中读到海滩上的沙土是轻柔的，这对我是不够的；我愿我赤裸的双足印在上面……任何未经感觉的认识对我都是无用的。”“奈带奈蔼，你应边走边看，但你不应在任何地点停留下来。让重要性在你自己的目光中，而并非在所看到的事物上。”

在纪德看来，书本就是要“能教你对自己比对它感兴趣——而对自己以外的一切又比对你自己更感兴趣”。

现在我想，纪德的意思是，读书自然十分重要，但要走出书本，走向田野和广阔的生活，或者说，书本主要的是教会、启发我们观看世界的热情和方法，也就是“重要性在你的目光中”。 

2017年1月，洪子诚

书籍介绍

这本书中的文字，大多是洪子诚老师读一些作家作品的感受，但是会延伸到读作品时，洪子诚老师所处的环境，阅读动机、心情和方法等的讨论；也就是读者和阅读对象建立怎样的关系的问题。这也是取名《文学的阅读》这个书名的原因。

文集包含了洪子诚老师对于新诗的阅读，像北岛、牛汉、商禽、张枣、许世旭、纪弦、梁秉钧、牛汉、周梦蝶的诗歌阅读经验，也包括对文学的阅读，像巴金、契诃夫、《鼠疫》的阅读经验，等等。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的阅读史，有心人也可以在其中读出历史的某些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