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浪漫小说（豆瓣9.3高分，豆瓣2020年度读书榜单推荐。现代通俗浪漫小说研究里程碑式著作，冲破对浪漫小说阅读的傲慢与偏见）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女权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大众文化理论家总是忽视浪漫主义阅读。他们声称，“浪漫情节”会促进女性读者对男人的依赖，以及对流行文化所传达的压制性意识形态的接受。珍妮斯·拉德威挑战了这一说法，认为批评的注意力必须从孤立地考虑文本本身，转移到阅读背后那复杂的社会事件上。

《阅读浪漫小说》一书因其革新性、突破性的人种志调研方式而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在针对流行艺术的研究领域，本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意义。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破除了流行文化中的消费“神话”，并借此分析了女性读者这一特定群体的审美和消费倾向。

意大利版引言

致谢

引言 《阅读浪漫小说》的撰写缘由

章 制度基体：浪漫小说的出版.

第二章 读者和她们的浪漫小说

第三章 阅读浪漫小说的行为：逃避和教化

第四章 理想的浪漫小说：父权制的承诺

第五章 失败的浪漫小说：太过切近父权制的问题

第六章 语言和叙述话语：女性身份的意识形态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珍妮斯·A. 拉德威（Janice A. Radway），密歇根州立大学文学博士，杜克大学文学与历史系荣誉教授，曾作为编辑就职于《美国季刊》杂志，并担任过美国研究协会主席。其主要著作《阅读浪漫小说》初版于1984年，得到了众多女性读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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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阅读浪漫小说》的撰写缘由

作为一部探讨在特定情境下蓬勃开展且自有其特性的阅读活动的著作，这本书在1984年初版时拥有其特定的受众。因此，在光阴似箭地过了这么些年后再次出版，势必就需要重新撰写引言了。尽管此时距离本书放言高论的初版引言脱稿之日还不到十年，但是学术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界的推陈出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那篇引言在现在看来即便没有离题万里，也早已经是陈词滥调了。事实上，这是我交稿后首次通读《阅读浪漫小说》，而这个过程让我很受打击，因为我发现这本书中竟有那么多观点都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个历史时期不仅受限于我个人先前的学术轨迹以及我试图去了解的特定群体的发展历程，而且也被一个更大的知识界所左右——它对我的作品产生着无形、间接但强度丝毫未遭减弱的影响。

由于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兴趣骤然井喷，因而鲜少读者会以同样的文学和阅读理念，以及我认为是1984年那批受众所特有且我极力予以批驳的批评观来阅读这部论著。因此我不愿意不加说明或批评，仅仅向新的读者复述在《阅读浪漫小说》一书中论证过的理论和方法论主张；我希望能让本书的主张派上新的用途，同时对它的局限性做出解释和批评。我尤其想要将《阅读浪漫小说》与当前富有影响力的论著（其中大多数都是出自于现今被宽泛地界定为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之手的人种志）并置并进行比较。在我撰写这本书时，我根本不知道这类著作的存在，但它现在在《阅读浪漫小说》的阅读圈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我们现在只能回顾性地构建这些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出版的伯明翰学派论著与本书的关系，但是这层关系绝不应只草草地一笔带过。

《阅读浪漫小说》的新读者想必很快就会注意到，本书的理论论据大多来自于在美国工作（虽然这一限定条件并未被特别指明）的美国研究学者，尤其是那些将文学当作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由此便会产生一个问题：一个文学文本能够证明什么？但对于一部常被解读为对女权主义研究成果做出贡献，或在传播学理论框架中，为受众地位和大众文化消费性质的讨论添砖加瓦的著作而言，这样的关注点可能会显得奇特而偏离焦点。然而，上述事实只是证明了，不论作者初的意图为何，她都无法预见或限定其作品的发展道路，也不能决定它是如何被接受和阅读的。她同样无法预测它将以怎样的方式改变她——这一点我将在之后详述。但是，了解我个人及我的思想状态在《阅读浪漫小说》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论辩基础和定向语境的作用，我认为还是相当有裨益的。这些信息非常有用，它们将帮助我解释这本书为何终会受缚于它的理论及主题，以及在朝着原定目的地前进的过程中，是如何一步步地偏离到另一个方向。

实际上，章的理论观点是一次学术争论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机构性以及政治化的产物。它始于我在1977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文明学院雇用之时。该学院因其对早前的一个美国研究正统理论发起挑战而闻名于美国的美国研究学界。这个正统理论形成于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是在回应称霸美国英文系的新批评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理论之一。冷战时期对于形式主义的过度热衷引起了学界的不安，并似乎因此催生了须再次考虑何为“美国人”的迫切需要。于是，一批美国文学院的学生便重申了如下宏图的合理性，即将经典的美国文学与孕育了它们的历史语境重新联系起来。大批的文学研究者和思想史学家由此结成了联盟，并促使了美国研究项目和院系的创建。不管它们与更为传统的英文系存在怎样的差别，这类项目与院系至少仍相信，在这个国家“伟大的”艺术作品中，仍能找到关于美国过去的可靠和复杂的记录。

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文明学院反对这类主张，并开始条分缕析地批判如下臆断：这些基于其自身美学境界而选择的作品一定能代表大多数的群体，即便这一群体很可能从来就没读过这些著作。未来将成为我同事的那些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是文学批评家）认为，由于是在一个被社会科学所框定、证据的效力和数据的代表性必然因此存疑的结构内创作，“精英”文学或许反映了美国特定群体所持有的信念。但是基于它得出的论断不能随随便便地推延至完全不同的阶层或种族群体身上。他们指出，要想对更加“普通的”美国人做出准确的阐述，因大众而出现并为其所消费的通俗文学才应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焦点。

而我受聘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大多数的毕业作品都在关注某一类的通俗文学。这些作品都是在卢塞尔·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是美国首批真正研究美国通俗文化的学者之一。虽然奈本人毕业于历史系，但他供职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英文系。因此，在他的指导下，该校的美国研究项目凸显了通俗文化研究的必要性，虽然在理论上它仍比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更保守。该校教授的分析方法仍主要为形式分析和训诂。因此，我是以通俗文化研究的毕业生，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家的身份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阅读浪漫小说》对于探讨对象的选择便显露了我的这一背景。

到我进入该学院时，我的同事已经开始摒弃用统计学的模式研究社会和行为，转而构建了一套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的复杂基础理论，力图以此来探讨美国的文化。在吸收了人类学而非社会学的知识后，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必须将空间和时间的特性纳入考虑范畴。于是他们摒弃了被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和其他学者称为“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界定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即它是历史上和当下暂时存在于此地之人的所有生活方式的总和。该学院规定的研究生研讨班须对特殊社群进行同步且深入的人种志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受启于理查德·霍加特、威廉斯、E.P.汤普森、霍尔和其他学者的讨论，开始转向人种志方法论，从而研究亚文化或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必然存在的“竞争、张力和冲突”。由于后者是脱胎于英国发展完备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就连伯明翰中心早期的论著都是在探讨如下关系的性质：行为和文化意义的人种志研究与决定结构的意识形态分析之间的关系。虽然美国研究转向人种志方向是出于对一个复杂社会中亚群体之间关系（若非争斗的话）的关注，以及感兴趣于行为和“信念系统”之间的关系，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对较弱，因此，绝大多数的早期作品并未直接进行意识形态的讨论，也没有探究在哪一个地区某种特定文化产物意图支配另一种。

不管怎样，当我开始在文学批评的层面上研究读者发展的理论工作，与此同时深入文学文本的符号学概念时，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了我无法忽视的东西。在参加了深受戴尔·海姆斯、欧文·戈夫曼、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以及其他学者影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符号学研讨会，并和与会人员进行了一番讨论后，我就着手进行本书的研究工作。于是，就在我试图回应同僚关于文学文本到底能够提供怎样的佐证这一问题之时，我也渐渐地接受了关于符号化过程的理论观点，即它具有社会性，并因此具有了多变的特质。如果说“话语人种志”是有必要进行的研究——海姆斯本人就表示过这一看法，那么在我看来，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能假设说，鉴于言语会因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阅读势必也会具有同样的特性。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且研究者发现了真实的群体实际上是如何阅读特定文本的话，那么，我想我也就可以解答同事关于文学的证据性这一问题了。如果阅读会因空间和时间而有所差异，而研究者又想要使用文学重新建构文化，那么，研究者就需将特定的文本与产生和消费这类文本的群体联系在一起，并阐明参与其中的个体实际上是如何将这些文本建构为意蕴丰富的符号学结构的。因此，我个人认为，美国研究需要进行“阅读人种志”研究。

可以说，《阅读浪漫小说》是在就一系列关于文学文本的理论问题做出回应的过程中诞生的。因此，它的初衷就是要探究是否可以对阅读进行经验主义的调研，进而对文学作品及其消费的历史和文化含义做出“准确”的阐述。我之所以决定摒弃诸如潜藏、理想或典型读者这些概念，转而研究历史中的真实主体，主要是由于我那些受过社会科学传统和文化理论训练的同事抛给我的难题。《阅读浪漫小说》中由此而来的经验主义在本书的如下观点中体现得为明显：在文化研究中，以经验主义为基石的阅读人种志应当取代所有的直觉型阐释，因为这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可让我们更加准确地描述一本书对于一个特定受众群的意义。这个观点与我当时在美国研究学界的处境密切相关。那时学界依旧在讨论着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即在文化研究中“科学的”方法要比“文艺的”方法相对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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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努力下，他会改头换面成一个典型的形象，既不失男性的阳刚之气和威望，同时又具有比较“阴柔的”能力——能够察觉到她的需求，并以温柔、关切的方式予以满足。但讽刺的是，在这类浪漫幻想宣称女性有能力将男人塑造成为她所希求的那个样子时，它也在无形之中让她对那些死不悔改的男子产生了负疚或难辞其咎之感。浪漫小说并未将男人的冷酷无情和虐待女性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的薄情寡义、争强好胜或野心勃勃，相反地，它认为那是因为女性本身不是一个完美的妻子—母亲。当浪漫小说构建着它的乌托邦，幻想着一种新的男女关系——男女双方都彼此相亲相爱时，它却未能令人信服地阐明，每个女主人公到底为什么能够以及是如何把一个男人的沉默和残酷转化为温柔和忠诚的。

在这些浪漫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天真无邪常常与男主人公此前的滥交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女主人公和读者之所以愿意容忍这样的行为，只是因为他的滥交总被归因于他并不爱恋那些性伴侣。虽然他只将她们视为发泄性欲的工具，但没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冷酷无情或对女性缺乏尊重，相反，在她们看来，这得归因于他的男性能力以及他害怕与工于心计的女性发生情感纠葛的心理。这种合理化一劳永逸地改变了他的滥交性质，即这并不是在嚣张地宣称他遵循着双重标准，而是表明他爱情缺失，或换言之，爱情还未出现的迹象。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证明了他必然且强烈地需要着女主人公。一旦她能向他提供那样的爱情，进而让他全心信赖自己的话，他的滥交冲动就会受到抑制。在典型的浪漫小说中，性忠诚被看作与“真爱”自然相伴相生的东西。

浪漫小说中对于男性暴虐的强调或许是为了探究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几乎已无可避免的事件的意义。

浪漫小说中所流露出的厌女态度或许并不是因为女性读者认同它们，而是由于她们越来越想知道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事情。 浪漫小说似乎也在探索，如果尝试着以某种形式的挑战来对抗日渐增强的暴力威胁结果会怎样。虽然这种情节设计的最终效果可能会像道格拉斯所说的那样，只传达出千篇一律的信息。“别独自旅行”，“男人无法忍受这一点”，“男人不会就这样轻饶了你”，这些信息背后的动机若说是一种共识倒不如说是一种屈从。这种屈从则是源自对忽视这类信息所将招致的后果的恐惧。浪漫小说中的暴力或许也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无能为力（inability）的产物——他们无力想象出一个可让女性获取并利用各种资源应对男性的压制和强迫的情境。

In recently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takeovers on publishing, Thomas Whiteside has observed that the "business was indeed riddled with inefficiency."[44] "Sluggish management, agonizingly slow editorial and printing processes, creaky and ill-coordinated systems of book distribution and sales, skimpy advertising budgets, and...inadequate systems of financing," he claims, "prevented many publishers from undertaking major long-range editorial projects that they knew were necessary to their companies' future well-being."

To conclude, however, that the increasing domination of the paperback market by the romance testifies automatically to some greater need for reassurance among American women is to make an unjustified leap in logic. It is also to ignore the other evidence demonstrating that the domination is the consequence of a calculated strategy to make the largest profit possible by appealing to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segment of the book-buying public. The romance's popularity must be tied closely to these important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book publishing industry as a whole.

研究被桃特及其顾客差评的那些作品，很有可能将引导我们深入那些通常会被男性的意识形态所合理化但在女性看来则令人反感甚至会引起恐惧的行为。因此，她们对描述此类行为的浪漫小说给予负面评价的做法，或可视为是在安全地对父权制社会对待女性的一些方式表达抗议。这种负面评价的抗议性表现在拒绝让自我屈从于哪怕只是间接的此类对待方式，而它的安全性则在于，这种拒斥并不是在真实的社会关系空间中做出的，从而避免导致关联的断裂——这种关联或许并不理想，但它至少提供了父权制支持中的经济保障。

编辑推荐

如今，通俗浪漫小说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范围广阔、成果颇多的学术领域，不仅拥有相关的国际联盟组织可以每年召开*的研讨大会，还持续稳定地出版了一系列学术期刊。而为所有这一切可喜发展打下关键性基础的，正是珍妮斯?A. 拉德威这本于三十多年前写就的经典著作。

20世纪下半叶，为什么作为出版业*有利可图的类别之一的浪漫小说会吸引数百万女性读者?作者从复杂的出版和发行业务到个人读者与文本的接触，多角度深入探讨女性阅读浪漫小说事件肌理，挑战女权主义者、文学评论家以及大众文化理论家对阅读浪漫小说的贬低，认为应该鼓励浪漫主义读者在现实中发声，而不是在想象的孤独中表现出来。

书摘插图

引言?《阅读浪漫小说》的撰写缘由

作为一部探讨在特定情境下蓬勃开展且自有其特性的阅读活动的著作，这本书在1984年初版时拥有其特定的受众。因此，在光阴似箭地过了这么些年后再次出版，势必就需要重新撰写引言了。尽管此时距离本书放言高论的初版引言脱稿之日还不到十年，但是学术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界的推陈出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那篇引言在现在看来即便没有离题万里，也早已经是陈词滥调了。事实上，这是我交稿后首次通读《阅读浪漫小说》，而这个过程让我很受打击，因为我发现这本书中竟有那么多观点都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个历史时期不仅受限于我个人先前的学术轨迹以及我试图去了解的特定群体的发展历程，而且也被一个更大的知识界所左右——它对我的作品产生着无形、间接但强度丝毫未遭减弱的影响。

由于近年来文化研究的兴趣骤然井喷，因而鲜少读者会以同样的文学和阅读理念，以及我认为是1984年那批受众所特有且我极力予以批驳的批评观来阅读这部论著。因此我不愿意不加说明或批评，仅仅向新的读者复述在《阅读浪漫小说》一书中论证过的理论和方法论主张；我希望能让本书的主张派上新的用途，同时对它的局限性做出解释和批评。我尤其想要将《阅读浪漫小说》与当前富有影响力的论著（其中大多数都是出自于现今被宽泛地界定为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之手的人种志）并置并进行比较。在我撰写这本书时，我根本不知道这类著作的存在，但它现在在《阅读浪漫小说》的阅读圈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我们现在只能回顾性地构建这些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出版的伯明翰学派论著与本书的关系，但是这层关系绝不应只草草地一笔带过。

《阅读浪漫小说》的新读者想必很快就会注意到，本书的理论论据大多来自于在美国工作（虽然这一限定条件并未被特别指明）的美国研究学者，尤其是那些将文学当作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由此便会产生一个问题：一个文学文本能够证明什么？但对于一部常被解读为对女权主义研究成果做出贡献，或在传播学理论框架中，为受众地位和大众文化消费性质的讨论添砖加瓦的著作而言，这样的关注点可能会显得奇特而偏离焦点。然而，上述事实只是证明了，不论作者初的意图为何，她都无法预见或限定其作品的发展道路，也不能决定它是如何被接受和阅读的。她同样无法预测它将以怎样的方式改变她——这一点我将在之后详述。但是，了解我个人及我的思想状态在《阅读浪漫小说》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论辩基础和定向语境的作用，我认为还是相当有裨益的。这些信息非常有用，它们将帮助我解释这本书为何终会受缚于它的理论及主题，以及在朝着原定目的地前进的过程中，是如何一步步地偏离到另一个方向。

实际上，章的理论观点是一次学术争论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机构性以及政治化的产物。它始于我在1977年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文明学院雇用之时。该学院因其对早前的一个美国研究正统理论发起挑战而闻名于美国的美国研究学界。这个正统理论形成于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是在回应称霸美国英文系的新批评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理论之一。冷战时期对于形式主义的过度热衷引起了学界的不安，并似乎因此催生了须再次考虑何为“美国人”的迫切需要。于是，一批美国文学院的学生便重申了如下宏图的合理性，即将经典的美国文学与孕育了它们的历史语境重新联系起来。大批的文学研究者和思想史学家由此结成了联盟，并促使了美国研究项目和院系的创建。不管它们与更为传统的英文系存在怎样的差别，这类项目与院系至少仍相信，在这个国家“伟大的”艺术作品中，仍能找到关于美国过去的可靠和复杂的记录。

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文明学院反对这类主张，并开始条分缕析地批判如下臆断：这些基于其自身美学境界而选择的作品一定能代表大多数的群体，即便这一群体很可能从来就没读过这些著作。未来将成为我同事的那些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不是文学批评家）认为，由于是在一个被社会科学所框定、证据的效力和数据的代表性必然因此存疑的结构内创作，“精英”文学或许反映了美国特定群体所持有的信念。但是基于它得出的论断不能随随便便地推延至完全不同的阶层或种族群体身上。他们指出，要想对更加“普通的”美国人做出准确的阐述，因大众而出现并为其所消费的通俗文学才应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焦点。

而我受聘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大多数的毕业作品都在关注某一类的通俗文学。这些作品都是在卢塞尔·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是美国首批真正研究美国通俗文化的学者之一。虽然奈本人毕业于历史系，但他供职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英文系。因此，在他的指导下，该校的美国研究项目凸显了通俗文化研究的必要性，虽然在理论上它仍比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更保守。该校教授的分析方法仍主要为形式分析和训诂。因此，我是以通俗文化研究的毕业生，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家的身份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阅读浪漫小说》对于探讨对象的选择便显露了我的这一背景。

到我进入该学院时，我的同事已经开始摒弃用统计学的模式研究社会和行为，转而构建了一套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的复杂基础理论，力图以此来探讨美国的文化。在吸收了人类学而非社会学的知识后，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必须将空间和时间的特性纳入考虑范畴。于是他们摒弃了被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和其他学者称为“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界定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定义，即它是历史上和当下暂时存在于此地之人的所有生活方式的总和。该学院规定的研究生研讨班须对特殊社群进行同步且深入的人种志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受启于理查德·霍加特、威廉斯、E.P.汤普森、霍尔和其他学者的讨论，开始转向人种志方法论，从而研究亚文化或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必然存在的“竞争、张力和冲突”。由于后者是脱胎于英国发展完备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就连伯明翰中心早期的论著都是在探讨如下关系的性质：行为和文化意义的人种志研究与决定结构的意识形态分析之间的关系。虽然美国研究转向人种志方向是出于对一个复杂社会中亚群体之间关系（若非争斗的话）的关注，以及感兴趣于行为和“信念系统”之间的关系，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相对较弱，因此，绝大多数的早期作品并未直接进行意识形态的讨论，也没有探究在哪一个地区某种特定文化产物意图支配另一种。

不管怎样，当我开始在文学批评的层面上研究读者发展的理论工作，与此同时深入文学文本的符号学概念时，人种志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了我无法忽视的东西。在参加了深受戴尔·海姆斯、欧文·戈夫曼、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以及其他学者影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符号学研讨会，并和与会人员进行了一番讨论后，我就着手进行本书的研究工作。于是，就在我试图回应同僚关于文学文本到底能够提供怎样的佐证这一问题之时，我也渐渐地接受了关于符号化过程的理论观点，即它具有社会性，并因此具有了多变的特质。如果说“话语人种志”是有必要进行的研究——海姆斯本人就表示过这一看法，那么在我看来，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能假设说，鉴于言语会因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阅读势必也会具有同样的特性。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且研究者发现了真实的群体实际上是如何阅读特定文本的话，那么，我想我也就可以解答同事关于文学的证据性这一问题了。如果阅读会因空间和时间而有所差异，而研究者又想要使用文学重新建构文化，那么，研究者就需将特定的文本与产生和消费这类文本的群体联系在一起，并阐明参与其中的个体实际上是如何将这些文本建构为意蕴丰富的符号学结构的。因此，我个人认为，美国研究需要进行“阅读人种志”研究。

可以说，《阅读浪漫小说》是在就一系列关于文学文本的理论问题做出回应的过程中诞生的。因此，它的初衷就是要探究是否可以对阅读进行经验主义的调研，进而对文学作品及其消费的历史和文化含义做出“准确”的阐述。我之所以决定摒弃诸如潜藏、理想或典型读者这些概念，转而研究历史中的真实主体，主要是由于我那些受过社会科学传统和文化理论训练的同事抛给我的难题。《阅读浪漫小说》中由此而来的经验主义在本书的如下观点中体现得为明显：在文化研究中，以经验主义为基石的阅读人种志应当取代所有的直觉型阐释，因为这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可让我们更加准确地描述一本书对于一个特定受众群的意义。这个观点与我当时在美国研究学界的处境密切相关。那时学界依旧在讨论着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即在文化研究中“科学的”方法要比“文艺的”方法相对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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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阅读浪漫小说》是独一无二的。它为文化研究设定了一个标准，几乎没有后来者可以达到其高度，即通过密切接触那些可能受到大众文化影响的人群，来检验关于大众文化效应的理论。

——《美国历史杂志》

本书针对浪漫主义小说及其热诚的消费者，做出了非常精彩且透彻的分析。

——《纽约时报书评》

珍妮斯·拉德威对当代女性阅读小说的现象，以及享受这类小说的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巧妙而动人的描绘。

——《传播学期刊》

本书不仅探讨了浪漫小说的成规惯例，还对小说及其读者如何对抗某些特定的刻板印象进行了考察，这类印象通常是由那些不读此类书的人塑造出来的。拉德威的研究是社会性文学批评的一个既有趣又有争议的方面。

——《大都会》

前言

意大利版引言

莎拉·S. G. 弗朗茨（Sarah S. G. Frantz）

对于珍妮斯·拉德威的里程碑式研究《阅读浪漫小说》的影响力，无论怎样赞誉都不为过。它是早以一部专著的篇幅对现代通俗浪漫小说进行了为重要且为广泛的学术研究的作品，而且在此之后也再没有人的通俗浪漫小说研究能有它那样的勃勃野心或结构深度。它不只深入研究了为通俗浪漫小说批量生产铺平道路的出版技术和实际操作的历史，而且也是项与浪漫小说的读者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以认真考察这类读者的消费实践的研究。这种人种志的考察方式为这项凿凿有据的结构主义分析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它分析了这个文类成功和失败的例证。终，它从女权主义心理分析理论的角度，对阅读浪漫小说可获得的愉悦和满足感以及潜在的弊端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解读。虽然《阅读浪漫小说》并非完书一部——拉德威自己也在1991年第二版的引言中指出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但是自它面世以来的近三十年里，它在通俗浪漫小说的学术研究发展进程中一直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

拉德威的研究因其革新性、突破性的人种志调研方式而获得了名实相符的声名。不论是对于浪漫小说读者的消费实践，还是关于浪漫叙事对其读者产生的意识形态影响，拉德威都一反众多前辈学者的做法：她并非发表没有证据支持的空洞论文，而是与“史密斯顿”的一个浪漫小说读者群直接打交道，并在后者所给予的回馈信息的指导下，甄选了需要分析的小说，对小说本身进行了剖析，并构建了一套她自己的理论，阐释了读者为何会毫无自制地消费浪漫小说。作为这项研究的核心，这种方法论实践和理论立场不只影响了通俗浪漫小说这一特定的学术领域，而且波及了更加广泛的领域——文类理论、读者反应理论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

在1991年版的引言中，拉德威分析了《阅读浪漫小说》出版的历史时期，谈及了她自己在批评理论中的知识求索以及文化研究和读者反应理论的演变。但她并没有论及与浪漫小说这一文类的演变相关的出版史，这或许是因为她自己从始至终都不是通俗浪漫小说的读者。因此，有人可能就不会意识到，《阅读浪漫小说》的重要意义也在于它对一个亚文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而这个亚文类对于通俗浪漫小说的演变至关重要。此外，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在通俗浪漫小说整体历史中的关键过渡期进行研究并出版研究成果的。

在“史密斯顿”女性的阅读实践和偏好的指导下，《阅读浪漫小说》特别探究了由埃文书屋于1972年出版的凯瑟琳·伍德威斯的《火与花》以及1974年出版的罗斯玛丽·罗杰斯的《狂野蜜爱》而开启的一个亚文类——轰动型历史类浪漫小说。这个亚文类在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初期都非常流行，在鼎盛时期，它甚至真的在美国的出版图书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到《阅读浪漫小说》问世的1984年，这个文类的一些特性已经不再吸引读者了——拉德威也记录下了这一点，但她并未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这些改变预示着通俗浪漫小说的演化将出现根本的结构性转变，而这一转变只有到事后才会为人们所注意。

在《阅读浪漫小说》中，拉德威分别将两个章节命名为“理想的浪漫小说”和“失败的浪漫小说”。她考察了那些被“史密斯顿”的读者评价为“理想的”浪漫小说的结构惯例，之后采取非同寻常的研究手法——运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从理论上阐明了浪漫小说的功用，即让那些在履行为人母亲和妻子之职时承受“制度性情感支持缺失”（96页）的读者从浪漫小说的男主人公那里体验到“感情得到濡养的感觉”（97页）。虽然这些男主人公在与女主人公接触的初期，常常会粗暴对待她，但他在叙事过程中会慢慢地被改造，终成为一个象征性扮演了对女主人公呵护备至的前俄狄浦斯期的母亲角色；而通过与女主人公的认同，读者也获得了同样的关爱。“失败的”浪漫小说一如章节标题所指——“太过切近父权制的问题”，因为在失败的浪漫小说中，残酷对待女主人公的男主人公未能“有效地消除”他在读者心中激起的“怨怒和恐惧情绪”（158页）。虽然拉德威指出，“史密斯顿”的女性认为这些失败的浪漫小说“恶心”（158页），并贬斥它们是应被丢进“垃圾场”（160页）的作品，但1970年代后期的销售数据并不支持“史密斯顿”女性的厌恶情绪。比如，罗斯玛丽·罗杰斯那些“失败的”浪漫小说虽然尤为“史密斯顿”的女性所厌弃，但它们的销量比受这些女性推崇的理想浪漫小说，如凯瑟琳·伍德威斯的《火与花》多了数十万册。

早期的销售数据与拉德威记录的“史密斯顿”读者对于好和糟浪漫小说的区分之间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在无意之中捕捉到了1980年代中期读者的口味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所发生的变化，即从轰动型历史小说转向了感官型历史类浪漫小说。后一种小说也包含轰动型历史小说中直白的性暴力描写，但它是被用来对强制性性别文化建构所固有的情感和心理破坏展开更加细致的探索。这一变化显著地改变了浪漫叙事呈现给读者的情感戏份。在1970年代畅销的轰动型历史浪漫小说，也即那些为“史密斯顿”的女性所阅读且进入了拉德威的探究和理论阐释视野的作品中，犯下强暴行径的男主人公在开篇时便对女主人公行使了他在父权制度中的支配特权；但随着叙事的铺展，他慢慢地被改造为对女主人公（同时也是读者）呵护备至的前俄狄浦斯期的母亲形象。而在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感官型历史类浪漫小说中，以1986年出版处女作的劳拉·金塞尔的小说为代表，深受伤害的并非女主人公而是男主人公，他们成了社会性别期待尤其是男性气质的受害人。这种新型的男主人公在小说开始时就已经身心俱伤，而且通常都是真的受了伤，甚至于肢体残缺。在这类浪漫叙事中，令人牵肠挂肚的儿女情长就是他努力接受女主人公的爱以及他对她的爱，并由此获得疗愈。于是，在女主人公获得男主人公的细心呵护之时，读者不一定就得与她产生认同感。相反，通过更多地接触和聚焦于男主人公的叙事视角，读者开始间接支持这种叙事，因为它要求和强迫男主人公必须表白他对女主人公的爱恋和信赖——一种完全不同的获取权力的途径。

恰如拉德威未能预见轰动型历史浪漫小说读者的情感追求发生了变化一样，她也没有料到这种轰动型亚文类作品的持久影响竟然是它那露骨的色情特征。轰动型历史浪漫小说与1960年代的哥特浪漫小说完全不同：后者常常长篇累牍地描写扣人心弦的性挑逗1画面，但从不直书真正的欢爱场景；前者则将卧室的大门洞开，百无禁忌地描写着男女主人公间的交欢场景，有时甚至描述繁复的细节。1982年6月，每月推出新书的美国类型文学出版商西卢埃特开创了“西卢埃特欲望”系列作品，它们以脚踏实地的中产阶级主人公和接地气的情节发展为特征，而且根据西卢埃特的范式，这个系列想要特别突出的是“爱情的肉体欢愉以及情欲上的满足”。1984年3月份，加拿大的类型文学出版社禾林开始推出类似风格的“禾林诱惑”系列。这些出版物导致这整个文类都着力于露骨而巨细靡遗的色情描写。这种日渐增加的色情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色情浪漫小说这一亚文类在1990年代骤然兴起和因对抗上述之风而流行的描写福音派基督徒主角及其生平遭际的“神启类”浪漫小说，在新世纪时出现了真正革命性的创造——专注于色情类浪漫小说的数字出版社，而这类出版社又推动了电子书的创造和出版，并迫使当今的出版业经历着如此痛苦的变革。

《阅读浪漫小说》的畅销所带来的一个或许出人意料的结果是，浪漫小说作者直接参与到这一文类的相关学术讨论中。1992年，畅销书作者珍·安·克兰兹出版了《危险的男人和大胆的女人：作者谈浪漫小说的吸引力》。这本书汇编了克兰兹和其他浪漫小说作者撰写的文章，明确回应了对浪漫小说这一文类的学术讨论。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们详述了她们对这一文类各个层面的思考，包括新近产生的想法以及对她们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化影响的沉思：保有处女之身的女主人公、阴郁危险且被伤害过的男主人公、该文类所要求的美满结局、男女主人公所引起的读者共鸣、性暴力和性欢愉、这一文类以及单部小说的文学价值，以及读者从中获得的愉悦。克兰兹这本书的许多作者也在她们的小说中迂曲地回应了该书提出的问题。她们在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作品不仅仍时常出现在读者评选出的浪漫小说榜单上，而且以近二十年后依旧在这个文类中留有余波的方式质疑、颠覆和延展了这个文类的惯例。

事实上，浪漫小说这一文类的当前境况与三十年前《阅读浪漫小说》出版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天差地别。虽然历史类浪漫小说这一亚文类依旧是许多浪漫小说出版社的顶梁柱，尤其是埃文，但新的亚文类仍在不断地演化，进而将浪漫小说这一文类的版图进一步地向外扩展。在1990年代初期首次出现的超自然浪漫小说在二十年后仍占据着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不停地讲述着吸血鬼、狼人、幽灵、魔女、美人鱼、天使和恶魔的爱恨情仇。在与科学小说和幻想世界重合后，太空站和新行星也开始上演浪漫的爱情故事——外星人间的儿女情长，或者讲述小仙子在拯救她们的世界免遭邪恶势力侵吞之时擦出的爱之火花。警察、士兵和FBI特工在争分夺秒地追捕谋杀犯或恐怖分子以拯救世界的同时，也与犯罪受害人发展出了扣人心弦的浪漫关系。关于男同性恋的爱情小说（绝大多数都是出自女性之手，而且受众也多为女性）也成了一个重要的亚文类，在电子出版社中尤其如此，其中有些出版社甚至只出版这种类型的小说。其他的小众市场，比如蒸汽朋克浪漫小说、主角超过两个的多角浪漫小说以及恐怖浪漫小说，也在电子和小型的出版社中寻找到了它们的受众群，并且努力通过其日渐扩大的受众群打入主流出版社。不论是从人群角度看还是从地理层面上看，浪漫小说的受众都扩大了，如加拿大的出版社禾林出版公司已经将美国的西卢埃特书屋和早的类别出版社，英国的米尔斯&布恩出版社全都收入麾下，并且在土耳其和印度设立了办公室，计划出版由当地人撰写的当地浪漫小说。它还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非洲裔美国人的爱情故事。

浪漫小说的学术成果则反映了其研究对象的不断壮大。学者们持续地对特定的读者群体进行人种志研究：比如林恩·S.尼尔的《上帝的传奇：福音派女信徒和神启类小说》便采访了福音派神启类小说的读者，询问她们阅读这类小说的原因和从中所获得的愉悦。但也有学者拓展了新的领域，比如朱丽叶·弗莱什的重要研究——《来自澳大利亚的爱情：当代澳洲通俗浪漫小说史》便调查了浪漫小说中特殊的地理亚文类。帕梅拉·瑞吉斯的入门类著作《浪漫小说的发展史》不仅论证了浪漫小说的文学根源可上溯至塞缪尔·理查森的《帕梅拉》和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而且还从结构主义的角度界定浪漫小说——这一定义可与拉德威在《阅读浪漫小说》中所提出的观点相提并论。拉德威就“理想浪漫小说的叙事结构”提出的十三条要求是针对1970年代末的轰动型历史浪漫小说。瑞吉斯所说的浪漫小说“八大要素”则确立了一个广泛的通用结构，从而可据此分析所有类型的浪漫叙事，而不管它隶属哪一种亚文类。此外，2007年后，通俗浪漫小说研究已经自成一个学术领域了。于2009年创立的通俗浪漫小说研究国际联盟每年都会举行与通俗浪漫小说研究有关的大会，并出版了《通俗浪漫小说研究期刊》。有了这样的机构性支持后，通俗浪漫小说的研究兴趣就自然会蓬勃发展起来，而这一切都建立在珍妮斯·拉德威于三十年前在这部非凡著作中打下的基础之上。

书籍介绍

【编辑推荐】

如今，通俗浪漫小说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范围广阔、成果颇多的学术领域，不仅拥有相关的国际联盟组织可以每年召开世界级的研讨大会，还持续稳定地出版了一系列学术期刊。而为所有这一切可喜发展打下关键性基础的，正是珍妮斯•A. 拉德威这本于三十多年前写就的经典著作。

20世纪下半叶，为什么作为出版业最有利可图的类别之一的浪漫小说会吸引数百万女性读者?作者从复杂的出版和发行业务到个人读者与文本的接触，多角度深入探讨女性阅读浪漫小说事件肌理，挑战女权主义者、文学评论家以及大众文化理论家对阅读浪漫小说的贬低，认为应该鼓励浪漫主义读者在现实中发声，而不是在想象的孤独中表现出来。

【名人评价及推荐】

《阅读浪漫小说》是独一无二的。它为文化研究设定了一个标准，几乎没有后来者可以达到其高度，即通过密切接触那些可能受到大众文化影响的人群，来检验关于大众文化效应的理论。

——《美国历史杂志》

本书针对浪漫主义小说及其热诚的消费者，做出了非常精彩且透彻的分析。

——《纽约时报书评》

珍妮斯•拉德威对当代女性阅读小说的现象，以及享受这类小说的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巧妙而动人的描绘。

——《传播学期刊》

本书不仅探讨了浪漫小说的成规惯例，还对小说及其读者如何对抗某些特定的刻板印象进行了考察，这类印象通常是由那些不读此类书的人塑造出来的。拉德威的研究是社会性文学批评的一个既有趣又有争议的方面。

——《大都会》

【内容介绍】

女权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大众文化理论家总是忽视浪漫主义阅读。他们声称，“浪漫情节”会促进女性读者对男人的依赖，以及对流行文化所传达的压制性意识形态的接受。珍妮斯•拉德威挑战了这一说法，认为批评的注意力必须从孤立地考虑文本本身，转移到阅读背后那复杂的社会事件上。

《阅读浪漫小说》一书因其革新性、突破性的人种志调研方式而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在针对流行艺术的研究领域，本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意义。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破除了流行文化中的消费“神话”，并借此分析了女性读者这一特定群体的审美和消费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