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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以女孩“穗子”为写作线索的中短篇小说集，包括《老人鱼》《柳腊姐》《角儿朱依锦》《黑影》《梨花疫》《拖鞋大队》《小顾艳传》《灰舞鞋》《奇才》《耗子》《士兵与狗》。这11个故事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贯穿，连缀起一个少女完整的成长历程，萧穗子始终在场并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作者坦言“这部小说是ZUI接近我个人经历的小说。”通过对穗子成长记忆的追忆和回溯，严歌苓还原了无序荒诞年代中小人物跌宕流离的命运和遭际，勾连出人性和历史之间隐秘的连带关系。

老人鱼

柳腊姐

角儿朱依锦

黑　影

梨花疫

拖鞋大队

小顾艳传

灰舞鞋

奇　才

耗　子

士兵与狗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

曾获十多项美国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奖，并获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ZUIJIA编剧奖、美国影评家协会奖。

代表作有《芳华》《陆犯焉识》《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扶桑》《天浴》《金陵十三钗》等，其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

她的作品充满鲜活的生命力，具有强烈的故事性和画面感，其生动流畅的语言、细腻准确的描写，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深受各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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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鱼（节选）

穗子在成年之后对自己曾挨过的那两脚记得很清。踢她的那只脚穿棕色高跟鞋，肉色丝袜。

穗子果真在母亲盛破烂的柳条筐里见到了这些物证。从此穗子就相信自己在半周岁时就有记忆了。她当时被搁在一个藤条摇篮里，外婆叫它“摇窝”。她半周岁时比别的婴儿稍微小一点，也不如人家硬扎。这是外婆坚持把她紧紧捆在襁褓中的原因。穗子那时是个讨厌的婴儿，怎么也不吃哄，张开嘴直着嗓门哭喊，母亲一眼看得见她两块嫩红的扁桃体。母亲哄不好穗子就不能脱身，她哄得自己也哭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二十二岁的母亲委屈地“咚”的一脚向摇窝踢去，摇窝成了个不倒翁，几次摇得要倾翻。踢痛了脚的母亲简直委屈冲天，外婆拉也拉不住，但脚头气力毕竟被消耗了不少，因此母亲抡出去的第二只脚只把摇窝踢远了，“砰”地撞在墙根。束手待毙的穗子浑身捆在襁褓内，自然感到一种毁灭性危险。她一下子收住哭声，开始她人生次的见风使舵。以后的日子，穗子就有了几分寒心，自己的母亲怎么做出了这样失体统的举动？给她的老辈和小辈都落下了话柄。穗子长大以后对母亲表面总是带点巴结，内心却充满怜悯。怜悯可不是什么好的感情，被怜悯的人必须接受怜悯中略带嫌弃的敷衍。

外婆为此跟自己女儿不共戴天。她觉得穗子母亲太低能、太失败了。她踢穗子的那两脚就是对自己不配为人母的彻底招供。外婆只要活一天，穗子就该得到一天的安全。穗子妈和穗子爸一旦暗示要接穗子走，外婆就说：“不要脸，小穗子这是第二条命。”

穗子的外公也说：“穗子不会跟他们的，穗子多识数啊。”

外公是个老兵，有残废津贴和特殊食品供应，而且不必排队就能买到肉和粮食。外公的残疾非常古怪，据说是头颈神经坏了，他的头不时会转动；假如你在他左前方跟他说话，他就向右后方拧下巴颏，因此外公总是在反对谁，绝不苟同于任何人。不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很倔、很不友好的老头。

穗子妈见了外公只稍微点一下头，跟外婆提到外公时说：“老头儿没偷偷给穗子买零嘴吧？老头儿没出去跟人打架吧？”

在穗子印象里，外公从来不跟人家打架。外公那么蛮横一个老人，用得着跟谁打架呢？他那双眉毛出奇地浓，并且是雪白的，眉毛往下一压，谁都得老实。何况外公有一大堆功勋章，他跟谁过不去时，就把它们全别在外衣上。据说外公在打仗时冻掉了三个足趾，因此他走路是深深浅浅的。一别了满胸的勋章，外公走得急或来势汹汹时身上就发出细微的金属声。

外公说：“你晓得我是谁吗？”

这就够了，对方也不敢晓得他是谁了。碰到愚钝的大胆之徒，外公就添一句：“你问问去，当年我腿上挂花的时候，省上哪个首长给我递过夜壶。”

外婆跟外公并不恩爱，他们只有通过宠爱穗子才能恩爱。外公耳朵不好，跟人说到他曾经给某位首长当副官时，外婆就小声揭露一句：“什么副官？就是马弁。”穗子大起来才发现，外公对历史的是非完全糊涂，远不如当时还是儿童的穗子。穗子看电影时常问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好人还是坏人？”而外公却不知道自己在战争中做的是好人还是坏人。直到有人仔细来看他那些军功章时，才发现了这个重大疑问。

这样我们就有了外公的大致形象：一个个子不高但身材精干的六十岁老头，迈着微瘸的雄赳赳步伐，头不断地摇，信不过你或干脆否定你。他背上背着两岁半的穗子，胸口上别了十多枚功勋章。穗子的上衣兜里装满了炒米花，她骑着外公边走边吃。托儿所的阿姨们看到这样的一对祖孙走进来，都愣了一刹那。然后便窃窃私语起来：“这是哪儿来的老怪物和小怪物？”等穗子报上名之后，阿姨们就改变了对外公的初印象，她们崇拜起这位战功赫赫的老英雄来了，所有军功章把老头儿的衣服坠垮了，两片前襟左面比右面稍长些。那些军功章大多色泽乌晦，难以辨识，阿姨们读懂的有：“淮海战役”“渡江胜利”“抗美援朝”，等等。

以后外公天天在下午三点出现在托儿所门口。天下雨的话，老头手里一把雨伞，天晴便是一把阳伞。暑天老头端一个茶缸，里面装着冰绿豆沙，寒天他在见到放了学的穗子时，从棉袄下拿出一个袖珍热水袋。老头儿没什么话，有话就是咆哮出来的。他只是在穗子受了气时才咆哮。穗子告状是有名有姓的，谁揪了她辫子，谁躲在拐角吓了她，谁在滑梯上推了她一把，她都会把男孩们的姓名告诉外公。但外公到托儿所闹事，为外孙女做主时却非常笼统，从来不指名道姓。外公在此时嗓音并不洪亮，但有一种独特的杀气，那是战场上拼光了，只剩几条命要拼出去迎接一场白刃战时出来的嗓音。总之穗子就记得老兵此刻有一种垂死的勇敢，骂街不再是骂街，而是壮烈、嘶哑的后呐喊。

外公隔三岔五的呐喊终于镇压了所有孩子。包括省委首长的儿子们。外公喊着要“下了你的大胯，掏了你的眼！……死你一个我够本，死你两个我赚一个！……”

开始穗子不懂外公的话，后来懂了便非常难为情。她觉得外公跟她的生活有些文不对题，外公的架势、口吻、装束放在托儿所的和平环境中，非常怪诞。外公在自己制造的闹剧中过瘾地表演，给大家好么娱乐了一回。过后她不跟外公讲话，一讲就朝他白眼：“我不要你做我外公！我不要你讲话！我不要你管我！不要你做我家长！”

其他话外公都当作没听见，就那句“不要你做我家长”让老人蔫了，背着穗子的脊梁也塌下去。这是外公心虚之处。后来外公去世了，成年的穗子不堪回首的，就是她对老人经常讲的这句话。那时她才意识到，孩子多么残酷，多么懂得利用他人的痛楚。那时穗子已读过一篇文章，有关驯化大象的：人将象的耳朵灼出一个洞眼，并在伤患上抹药，使它永远溃烂不愈，一旦大象出现造反征兆，人就用树枝去捅这个伤痛的洞眼。穗子不明白当年的自己怎么觉察出外公的不愈伤患，或许是外婆跟外公怄气时话里带出来的，抑或是母亲给了她某种暗示：外公只是叫叫而已，并非血亲的外公。

大概是在九岁那年，穗子终于明白外公是一个外人。早在五十年代，政府出面撮合了一些老兵的婚配，把守寡多年的外婆配给了外公。被穗子称为外公的老头，血缘上同她毫无关系。不过那是后话，现在穗子还小，还天真蒙昧，外公对于她，是靠山，是胆子。是一匹老坐骑，是一个暖水袋，冬天穗子的被窝里，总有个滚热的暖水袋，但有次水漏出来，烫了穗子的腿，外公便自己给穗子焐被窝。一直到穗子上小学，她的被窝都是外公给她焐的。外公在被窝里坐着，戴着耳机听半导体，一小时后被窝热了，穗子才睡进去。

外婆去世不久，外面发生大事了。人们一夜之间翻了脸，清早就闯到穗子父母的家里，把穗子爸拖走了。之后穗子妈每天用她的皮包装来一些东西，到外公的后院去烧。烧的是照片、纸、书。有一些她实在下不去手烧的，就搁在一边。穗子知道，那是父亲的一些书稿或剧本稿子，还都是未完成的。穗子妈把穗子爸的稿子放在一个盛破烂的大竹筐里，就是这个时候，穗子确信了筐里的棕色皮鞋和肉色长丝袜是罪证：母亲当年正是穿着它们，踢了婴儿穗子两脚。穗子认为母亲当时想踢死她，但后来回心转意，也怕起自己对婴儿突发的怨毒来，便从此不穿那双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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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ZUI接近严歌苓个人经历的自传性小说

《穗子物语》是严歌苓少女时代的印象派写真。作家的个人体验以隐秘的方式在小说中潜滋暗长，在回溯荒诞历史中寻觅一场青春记忆。

★捕捉和刻画群体疯狂年代中人性的复杂与残酷

背叛、谎言、戕害轮番上演，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终究未能抵过人性的迷失和扭曲，兽性与魔性交织令人咋舌。

★多元化的叙述视角，捡拾散佚在历史中的生活碎片

穗子以多重身份在时空中游移穿梭，复调手法打通了过去与现在，表现了无序混乱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悲欢。

★语言灵动秀气，笔调明丽清新，却不失洞穿人性的深刻

热闹的文字的背后是对人性的洞若观火，是对带有历史标记的集体记忆的审视，寄予着对于生命的体察和思考。

媒体评论

我以为中国文坛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严歌苓的写作，这是汉语写作难得的精彩？她的小说艺术实在炉火纯青，那种内在节奏感控制得如此精湛。她的作品思想丰厚，她笔下的二战，写出战争暴力对人的伤害，生命经历的磨砺被她写得如此深切而又纯净。

——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陈晓明

严歌苓是个独特的作家，她是一位擦亮过去的作家。她专注于那些被遗忘的世界和人物，被遗忘的生活片段，被遗忘的精神，她不断打捞被遗忘的碎片，这一点和很多作家非常不同。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刘震云

歌苓和其他作家的不同就在于她是调动自己的感官感觉来写作的，她的文字呈现的东西似乎不仅可阅，也可视，可触，所以在读她的作品时，读者的感官快悦也会被调动起来。她的深沉被极其细腻的女性感官式表达所渗透，使我感到多层次的满足。

——演员、导演、编剧 陈冲

前言

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和童年的自己并存，我在画面外观察画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一笑；她或者聪慧，或者愚蠢可笑。当童年的我开始犯错误时，我在画面外干着急，想提醒她、纠正她，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她那样会招致伤害，而我却无法和她沟通、干涉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

在这个小说集里，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看着故事中的穗子执迷不悟地去恋爱，现实里的我明知她的下场不妙，但爱莫能助。看着童年的穗子抛弃老外公，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儿背叛耿荻，伤害小顾，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观。

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当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并不都是穗子的经历，而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包括道听途说的故事给她形成的印象。比如《梨花疫》中的男女主角，都真实存在过，但他们的浪漫故事，却是在保姆们、主妇们的闲言碎语中完整起来的。我写这两个人物时，只有对男主角的形象和性格的清晰印象，对他传奇背景的记忆。根据他的性格和背景，我找出这个爱情故事的逻辑，把当年人们猥亵娱乐式的闲话，拼接成穗子的版本。

史学家都不能对历史有发言权，他们呈现给我们的历史，其实是他们版本的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所记述的中国历史，感觉就不同了。再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你对同样的历史重新认识了一回。史学家尚且如此，更何况文学家。对于《史记》，从我个人立场，我更看重它的文学价值。

我喜欢读人物传记，有些自传性的作品对我影响颇大，像《荣格传》《弗洛伊德传》、伊萨贝尔·阿寅德的《波拉》等。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每一步都折射出国家、民族、科学的行进轨迹。正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把我和他们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使我对那些遥远的国度有了切肤的感觉。所以，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

应该说这部小说是接近我个人经历的小说。但我拒它的史实性、真实性负责。小说家只需对他作品的文学价值负责。正如世界万般景色，给摄影家一半机会，给画家另一半机会。摄影家无奈之处，是画家得意之处，反过来也一样。从林布兰走向马奈、莫奈、凡·高，是必然，人越来越把自己眼里的、印象中的、心灵深处的世界和历史当真了。我只想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难免掺有比重不同的虚构，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观我毫不在乎，我忠实于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