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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余秋雨先生将之前的《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改写为这本《吾家小史》。《吾家小史》讲述了余秋雨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从前辈到自己，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这本书，以全新的内容描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百年间的悲喜沉浮，以及余秋雨的心灵成长历程。书中涉及余秋雨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从前辈到自己，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余秋雨被诟病已久的文革经历、“诈捐门”始末、与马兰的“被离婚”，甚至完全没正面回应的婚姻及其收养的女儿也将在本书中做一个完整而郑重的交代。

自序

章

一秘史朦胧

二秘史渐近

三还债

四墓碑

五朱家小姐

六乡下

七那天下雨

八叔叔二十岁

第二章

一无产地主

二妈妈下楼了

三夜晚

四姨妈和表哥

五上海的事

六饥荒

第三章

一大民主

二同一个省

三那个冬天

四裸体

五稍稍打开的窗

六老人和老屋

第四章

一紫玉楼梯

二齐华

三祖母无名

四在位和退位

五绣花婴儿鞋

六妓女和口红

七逃向海边

八爸爸的秘密

九悬崖守护

十天人对话

归结

一侍母日记

二为妈妈致悼词

三远方的海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人。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年轻的高校校长，并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阐释中华文明诸多被埋没的重要遗址。所写作品，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追慕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克里特文明、雅典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等一系列人类重要的文明故地，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

　　自二00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中外文化对比史”等课题，广受好评。二00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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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秘史朦胧

　　三年前，在上海的一家茶室，一位八十多岁的韩国老人，满脸皱纹，但身板挺直，带着助理和翻译，出现在我面前。

　　我安排他们坐下，沏上茶水。

　　老人立即就做自我介绍，他和我一样，也姓余。九百年前，宋朝派出不少使臣去高丽，其中有一位姓余的，办完事情后留了下来。到今天，余氏家族在韩国已经繁衍到两万四千多人，其中有不少成功人士，遍布科学界、传媒界、企业界。他本人，便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板，已经退休。

　　九百年前？宋代？姓余的使臣？两万四千多个后裔？我一听，立即来了精神。

　　老人急切地问我：“我们余姓，在中国怎么样？”

　　“人数不多，但也不错。在我比较熟悉的文化领域，就有不少代表人物。”我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想的是诗人余光中，小说家余华，音乐家余隆，以及已故的传媒人余纪忠……这些人，都是我的好友。

　　“我想证实一下，我们余姓的男人，是否有两个共同点？”老人严肃地问。

　　“哪两个共同点？”我饶有兴趣。

　　“一是倔。”老人说。

　　我想了一想，说：“对。”

　　“二是特别疼老婆。”老人说。

　　我连忙向翻译确认：“他是说怕老婆，还是疼老婆？”

　　“疼。”翻译说。

　　我立即轮番想了想那些同姓朋友的家庭，忍不住笑了，便大声地回答：“对！”

　　老人很满意，立即站起身来与我紧紧握手。

　　余姓，古代的历史线索比较模糊，好像是从秦代的“由余”氏派生出来的。反正历来不是大姓，也没有出过太大的名人。到了宋代稍有起色，除了那位出使高丽的余姓官员外，还有一位出使契丹的叫余靖。好像余姓比较善于与周边世界交往。据宁波余君方先生考证，宋以后，浙江余姓的线索也渐渐明晰起来，其中“上林车头余氏”一脉显然与我家特别亲近。

　　但是，余姓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族群，历来颇多纵横驰骋的脚印，因此，我更愿意离开谱牒排列，把目光放得广远一点。例如，公元十三世纪余姓中所出现的奇迹，就特别吸引我的注意。

　　简单说来，在当时激烈角逐的蒙古军队、西夏王朝和宋朝这三个方面，都十分醒目地冒出了余姓。其中两个方面，显然是由原来少数民族的姓氏改为余姓的。

　　先看看西夏王朝这边。《元史》这样记载着一个叫余阙的官员的来历：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喇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

　　请看，这个余姓的官员是唐兀人。唐兀人其实就是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来自古羌民族。

　　西夏王朝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毁灭的，灭得很彻底，没有多少人活下来。据《西夏书事》记载：“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也就是说，一百个唐兀人只能活下来一个，其他九十九个都死了。这活下来的一个，改姓了余。

　　奇怪的是，打败唐兀人的蒙古人中，也冒出了一批姓余的人，而且明确表示是从蒙古姓改过来的。一九八二年在四川西昌发现的《余氏族谱》上有这样两句诗：“铁木改作余姓家，一家生出万万家。”还说：

　　吾余氏祖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于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矣。

　　唐兀人改姓余，和蒙古人改姓余，两者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唐兀人中极少数的幸存者是先被战胜者改为铁木，后来再改为余姓的。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猜测。对此，我的朋友、西夏史专家李范文教授说，余氏的形成和流脉，是西域历史的一个重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只不过，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我们余姓中极为重要的一脉，本来不姓余，也不是汉人，而是由古代羌人繁衍而来。他们从惊天血火中侥幸爬出，改名换姓，顽强生存。他们说不出清晰的家族谱系，却能“一家生出万万家”，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据调查，现在中国各地余姓的绝大部分，都与这一个脉络有关。而且，就精神气质而言，今天的余姓朋友，凡是身心比较坚毅，无惧长途跋涉的，可能都与古代羌人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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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以为，经历过“文革”，中国人对谣言的癖好也许会稍稍减轻一点。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文革”的谣言只由大字报传播，而现在，谣言凭借着网络和传媒，可以顷刻笼罩万里江山。一次次以谣言为基础的群体投注，使一个民族的心理底线因过度消耗而日渐脆弱。那些造谣者，更是具有了呼风唤雨的号召力，远远超越他们的前辈，或他们自己的前半辈子。

　　中国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这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期许，而不是社会真相。因为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未必是勇者，不存在阻止谣言的道义和胆气。相反，他们的智能极易成为谣言的动力，使谣言更精致、更耸动、更有传播力。因此，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谣言止于智者”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谣言。

我能做的，仅仅是记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惨痛教训，那就是：不为谣言自戕，不与谣言争辩。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要考验我对谣言的这一系列深刻认知，居然，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谣言狂潮。

　　为什么说“前所未有”？只要与叔叔、爸爸的遭遇一对比，就能明白。

　　第一，叔叔遭受谣言攻击，半年就自杀了，爸爸则被谣言闷住了十年。而我，已被谣言包围了二十年，等于又经历了两场完整的“文革”；

　　第二，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集中在本单位，没有报刊参与。而对我，除了本单位没有参与外，全国一百六十余家报刊都参与了。其中南方一家著名报纸主导了每一场谣言围攻，覆盖面之大无与伦比，且被海外华文报刊广泛转载；

　　第三，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内容比较固定，二、三项诬陷而已，而我遭受的攻击，范围漫无边际。从所谓“文革历史”、“文史差错”、“文化口红”、“地震捐款”、“阻止请愿”到“深圳赠房”、“遗产大会”、“美女作家”、“离婚声明”等等，面面俱到，与时俱进；

　　第四，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来自于不知法律为何物的造反派歹徒，具有暴烈性却不具有权威性。而围攻我的那么多传媒和打手...

灾难的最后恶果，是人格崩溃；

崩溃的第一标志，是损毁他人。

中国千年官场，历来鼓励互相揭发，而不在乎揭发的真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更是以损毁他人为基础。这种长期训练，积累成一种集体本能，时时在很多人身上迸发。

　　我叔叔在“文革”中自杀，就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我爸爸被关押十年，也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他们两人一死一关，我家经济来源断绝，老老少少八口人饥寒交迫、生死挣扎，就是因为那几句谣言。

　　叔叔刚烈，决心以生命的代价让“革命群众”明白，那些都是谣言。但他一死，“革命群众”齐声说，他是“畏罪自杀”。他们让他的鲜血，加固了谣言。

　　爸爸老实，原来也想自杀，却又考虑到全家生计而活了下来，天天在歹徒们的暴虐中撰写长文来反驳谣言。这种长文，他连续写了十年，还用蓝印复写纸誊抄，一手擦泪一手执笔，直到眼睛几乎失明。因此有时，经造反派当权者批准，由他口述，由我记录，一份份往上送。但事实证明，这些堆积如山的长文，并没有反驳掉任何一条谣言。

　　叔叔和爸爸后来在名义上都已“平反”。他们墓头的草树，枯了又青，青了又枯，不知多少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初的造谣者是谁。

　　叔叔和爸爸是社会最底层的小职员，连个“副科级干部”都挨不上。当时，比他们高得多的人物，直到国家主席、学术权威、艺术大师，全被谣言困住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每一个单位，都发生了“谣言井喷”，几乎一切稍稍像样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务、汉奸、流氓，而且都有大量“细节”、大批“证人”。于是，全国几百万个“专案组”为这些谣言而设立，一设十年，却没有一个专案组破除过一个谣言。这么大的数量，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是人类史上的奇观。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从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于从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难改变。

　　广大民众喜欢谣言、企盼谣言、参与谣言、庇护谣言，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集体文化本能。结果，造谣在中国，变成了一种既安全又显赫的群体职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评判，比鲁迅更为严厉。原因是，鲁迅没有遭遇过那么多运动，那么多民粹，那么多谣言，那么多灾难。

　　他们的骂声后面，是我内心的隐隐歌声。他们的假话后面，是我内心的历历真相。于是，我在别人无法接受的荆棘丛中，获得了真正的自在。

　　尤其是那位坚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造谣者，我更要深深感谢了。正是他的坚持，从一个连贯的侧面印证了我生命的硬度和亮度。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为，社会上还会有人记得他几十年前的过去，记得我的绝交信；他更加可爱地以为，他已经成了文化界的翘楚，而我的存在却掩盖了他的这种地位。正是这些“以为”，使他不停地细读我新发表的每一项文化成果，总是坐立不安。于是，有了他心结绵绵而又梦话滔滔的二十年，有了我不动如山而又疾步如风的二十年。

　　我为什么能“不动如山”，又“疾步如风”？还是要感谢他。由于他连续不断的谣言堆砌，使我成了一个谁也不知真相的“雾霭人物”。他不知道，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雾霭”成了一个隔离层，使我能够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走那么多路，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

　　因此，没有他，就没有我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没有成熟意义上的我。当然，更没有这本书。这，还不值得感谢吗？

　　由此，我体验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共同尴尬：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现的，却又找不到感谢的方式。那就只能偷偷一笑，继续接受对方的特殊恩泽。

　　本来这个过程还会延续下去，可惜他衰年失智，居然伪造了我妻子的离婚声明，致使“毕生谣业，毁于一旦”。这一来，我的书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动，写不下去了，真是遗憾。

细细想来，这几脉余姓几百年来全是被动生存。灾难，灾难，永远是灾难。我的祖先面对一个个扑面而来的灾难，先是尽自己的能力辨别道义，然后就忠于职守。

当然余家也会有一些不肖子孙在一代代的血火沙场上成为败类，但他们好像并没有使自己的家族整个沉沦。因此，历史上很难找到哪一支骠匪悍盗，以“余”为号。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东南亚游历时曾有一位余姓老者向我出示一本手抄家谱，家谱扉页上用比较生硬的毛笔字写了这样四句诗：

余孙啸荒沙，

财帛奉老家。

闭户逐不肖，

唯仁走天下。

可以猜想，也许是余家的一个孙儿在荒漠上呼啸成势，获得不义之财送回老家，但他的祖父把大门关上了，还在门内教训了他两句。诗就是这位祖父写的，写得比较粗糙，可见是一位乡间的平民老汉。

我想，在余家的历史上，这样的老汉可能不止一位。他们都是灾难中的生存者，因此绝不给别人增添灾难。

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每次翻阅，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的身影。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

今后还会这样吗？可能还会这样。这是余家的命。

他本来想带着我去看外滩，但不知怎么脚一拐，走进了他每次来上海时必去的福州路旧书店。

我第一看到天下竟有那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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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以这本书的名义，对谣言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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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收录：陪母亲走完后内心独白《侍母日记》《为妈妈致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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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2013年6月余秋雨先生将之前的《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改写为这本《吾家小史》。《吾家小史》讲述了余秋雨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从前辈到自己，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这本书，以全新的内容描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百年间的悲喜沉浮，以及余秋雨的心灵成长历程。书中涉及余秋雨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从前辈到自己，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余秋雨被诟病已久的文革经历、“诈捐门”始末、与马兰的“被离婚”，甚至完全没正面回应的第一次婚姻及其收养的女儿也将在本书中做一个完整而郑重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