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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民国时许多人的口头禅。他的名望之高、人缘之好、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这二十余篇回忆文章出自唐德刚、夏志清、周策纵等诸多大家，他们或为亲炙弟子，或为同事知交，或为异代知己，从“先生胡适之”“朋友胡适之”“知行者胡适之”三种视角，呈现一个立体鲜活，更为真实可信的胡适形象。对学子，他诱掖提携，爱才举才不遗余力；对朋友，他切磋砥砺，忠直相待；在新文化运动、教书治校以及抗战外交中，他的为学与治事，展示了自由的思想、宽宏的精神和过人的胆识。

如唐德刚所言：胡适之有一种“磁性人格”，总能让人片刻坐对，整日春风。他的智慧和风骨，不断给予我们启示和勇气。

编　先生胡适之

　我的先生胡适之／洪炎秋

　回忆胡适之先生——如沐春风二十年／傅安明

　从胡适与吴晗来往函件中看他们的师生关系／汤晏

　胡适举才二三事／白吉庵

　记胡适先生的两次演讲／关国煊

　谈胡适／千家驹

　胡适之先生／徐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足岁冥诞而作／唐德刚

　一篇从未发表过的胡适遗稿——纪念适之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傅安明

　附录：张著《中华民族的人格》序／胡适

　胡适所推选之十大历史名人／严文郁

第二编　朋友胡适之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张朋园

　蔡元培与胡适——排比一点史料／赵家铭

　胡适与辜鸿铭的辫子／震斋

　三位卯字号人物——胡适之先生给于右老一封贺寿信／杨亮功

　胡适与周作人／张晓唯

　闻一多与胡适／闻黎明

　章太炎与胡适之的一些是与非／赵家铭

　胡适与陈衡哲的一段往事——由三十三年前胡适一封抗议书说起／郭学虞

　《洛绮思的问题》的作者告白——关于陈衡哲致胡适的三封信／沈卫威

　胡适与饶毓泰——并记胡适第二、三、四代学生中的物理学家／郑仁佳

　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手资料／陈之迈

　附录：雷格曼先生致作者信的译文

第三编　知行者胡适之

　胡适风格（特论态度与方法）／周策纵

　中山先生敬重胡适教授／吴相湘

　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为胡先生逝世周年纪念而作／杨亮功

　胡适与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八周年／欧阳哲生

　胡适陈独秀有关《新青年》存续问题来往书信／石学胜

　胡适港穗“卖膏药”／关国煊

　胡适小儿子思杜之死／沈卫威

　三十年前《夜访胡适谈三事》追记——雷震案·“《自由中国》”·反对党／常胜君

　胡适博士学位考证／夏志清

　适之先生的博士学位及其他——《我当了四年的学徒》之二／胡颂平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

　　夏志清（1921-2013），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曾任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其中英文著作皆极具分量，且影响深远。

　　周策纵（1916—2007），湖南祁阳（今祁东县）人。1942年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毕业，获学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1955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研究员，哈佛大学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荣誉研究员，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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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为纪念适之先生百龄足岁冥诞而作

　　唐德刚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出现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背景的。胡适当然不能例外。所以我们要研究胡适，首先就是检讨他在“中国”（空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长河里的位置；然后才能讨论他在这段历史河流中所发生的作用。

　　李鸿章的惊叹·汤因比的茫然

　　李鸿章以前曾说过，他所处的那个清末的时代，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为什么现代中国之“变局”为“数千年来所未有”呢？我们试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这样说：我国自秦汉而后，二千余年的历史之中，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标准的厘定，一脉相承，实在没有太大的变动。可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形态，相沿至清朝末季，忽然大“变”特“变”起来。这一“变局”，震撼了首当其冲的国家决策人李鸿章，所以他才认识到此一“变局”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至于这一“变局”之发生，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这一点不但我们的李中堂不懂，连那位被学界恭维为史学泰斗的汤因比大师，也为之茫然。

　　汤因比说，中国文明自秦汉以后就“僵化”了，停滞不前了，没进步了。为什么停滞不前呢？汤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说一通了。至于李鸿章，他一不通马克思主义，二不懂现代社会科学，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更为傻眼了。

　　中国历史上两大“转型期”

　　再追根问一句，清末这个“变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说穿了，这个“变”原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变动，而这个“转型”之变，在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纪；另一次便发生在李鸿章和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了。

　　发生在我国古代的社会转型期，实始于东周之末，而终于秦皇汉武之世。一“转”数百年，才又产生出另一“定型”来。一“定”两千年，直至清末，才又开始做第二次的“转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为之惊叹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转”法，我们得先看看次是怎样变动的。那发生在古代的次“转型”，转变了些什么呢？长话短说，主要的有下列三项：

　　一曰废封建立郡县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义”的滥觞。“郡县制”则是更高一级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叶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便是这一转型的零星的延续。清末大臣且有主张把朝鲜“郡县化”，事实上也属于这一类。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型”，原是人类政治管理上的一大进步。

　　二曰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开阡陌”则是开放国有土地，任民买卖，化土地公有为私有。此一演变早见于东周之初。至秦孝公时，始为商鞅所落实。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优孰劣？大家去见仁见智吧！

　　三曰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秦始皇所独崇的是法家；汉武帝所独崇的则是儒家。哲学不同，独崇则一也。至于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和罢黜百家、独崇一术之间的是非优劣，吾不愿主观地评论之。此地只说明这个“转型”的事实罢了。

　　我们古代的国家和社会就为这三桩小事而“转型”。一转数百年，死人千万，才转出个大一统帝国制度，这个中国特有的“定型”来。此一固定的形态一沿二千年未变。到清末才再度转型。面对此二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就为之张目结舌了。

　　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些什么来？

　　我国古代的次“转型期”，大致延续了三百年，才转出一个农业大帝国的“定型”来。根据这个定型，我们再做第二次“转型”，又能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将来的“定型”大致也不会超出三项主要原则。这三项应该是：

　　一、化君权为民权也。这一转变，李鸿章不及见，而我们今日则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一政治权力的蜕变是层次分明的。君权递减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何时才能“转”出个民权的定型来，今日虽尚未可期，但是趋势倒是很值得乐观的。

　　二、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后的生产方式，当以工商业为主流。社会经济一变，则百事随之而变。自李鸿章开路矿造洋船之后，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变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成绩不著。时至今日，此一社会“转型”在台湾已立竿见影。

　　三、在文化发展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也。文化的发展原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同步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文化亦做等值的变动。吾人翻阅世界史，未见有文化领先而经济落后者；亦未见有经济落后而文化超越者。

　　因此经济起飞，则思想必然开放；思想开放，则经济亦会随之起飞。鸡之与蛋、蛋之与鸡，无法辨其先后也。这便是我们当前文化转型之内涵与远景。

　　在我国二千年历史之中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我们就为这三桩小事，“转”了一百多年，死人亿万，至今还未转出个“定型”来——虽然这定型的出现可能就在目前。

　　处士横议中的“胡适学”

　　读者们批阅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问：足下写了这一大篇，究竟与胡适何关呢？

　　答曰，这本是胡适这位思想家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他就在这样的背景里，看出了问题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据这同一背景，看出了问题、想出了答案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只胡适一人。远一点的有魏源、王韬、容闳、洪秀全、洪仁玕、张之洞、李鸿章等；近一点的有康有为、梁启超、孙文、陈独秀、李大钊……乃至自夸为“没有我民族就要灭亡，文化就要遭殃”的梁漱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胡适之先生事实上只是这些七嘴八舌的公婆之一而已。但是他却是本篇所讨论的的对象。

　　“胡适学”如今已再度成为显学，以后更要发扬光大。将来“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数十百倍于胡适本人的著作。笔者不学，早已不想追随时贤，重入注疏之林。只是个人曾一度追随胡师整理其自传。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辉的一生，分为前后两大段。三十年来拙见未改，既承盛会之中老友不弃，谨再就原论补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几句疯话·暴得大名

　　胡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枪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多的，全面、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彩，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

　　青年胡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胡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风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的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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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自新文化运动始，胡适便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不遗余力于开启民智，堪称一个时代的“自由男神”。其务实的问题观；以实验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学理输入；对国故的重新整理，为传统注入现代生机；以“充分世界化”为指导的“再造文明”观，皆是可贵的精神遗产，在被大陆遗弃多年后，还需深度挖掘。本书精选唐德刚、周策纵、欧阳哲生、胡颂平、沈卫威等胡适研究专家文章，对读者全面了解胡适思想多有裨益。

　　3.本书作者还包括千家驹、白吉庵、张朋园、吴相湘、夏志清等人，他们与胡适或为亲炙弟子，或为同事知交，或为异代知己，从“先生胡适之”“朋友胡适之”“知行者胡适之”三种视角，呈现一个立体鲜活，更为真实可信的胡适形象。对学子，他诱掖提携，爱才举才不遗余力；对朋友，他切磋砥砺，忠直相待；在新文化运动、教书治校以及抗战外交中，他的为学与治事，展示了自由的思想、宽宏的精神和过人的胆识。

　　4.周策纵说：“（胡适）一生早识时代的先机，像白话文学、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倡导和推动，早成不朽之业，早得大名，因此也受了些限制。他才去世时，我在一篇追悼文章里说过：有人说他‘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我却更要说他有时是‘谤满天下，誉亦随之’。而*难得的是，别人谤他，冤枉他，他仍同情别人。”

前言

总·序

　　杨天石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30万字，453期就是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主人”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自传稿》《傅孟真先生年谱》《朱家骅年谱》和李济的《感旧录》等有限几种，回想起来，至今仍觉遗憾。

　　绍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许多史实难免歪曲”，因此，创办此刊，以便“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生面”。我觉得，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比较成功地达到了。政治对学术，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古已有之，但是，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追求目标的历史学，又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能够不怕“因稿贾祸”，创办刊物，发行丛书，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盛业。刊物虽标明“文学”，但是，取文、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

　　绍唐先生去世后，《传记文学》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传记文学”书系的出版，能得到读者的喜欢，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2015年5月于北**城之书满为患斋

书籍介绍

'阅读无障碍：贞观政要'纳入“阅读无障碍”系列 是通过我们对古典名著的解读、注音、注释、翻译等 让广大的一般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 减少学习古代经典的障碍 让其在较短的时间里穿透深邃的历史时空 和古人的心灵相接、相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