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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不是一位学院派哲学家，因为他关注的对象——疯人院、监狱、妇女、儿童等——初看起来不那么“哲学”。然而正是由此，福柯发现了笼罩在世人身上的隐形的权力之网。当下，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蛛丝马迹都被记录、分析，以便精准化营销。权力之眼不仅仅是圆形监狱、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是不断迭代的大数据。人人都是透明人。

福柯并未远去，他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反复咀嚼。通过他生前留下的大量访谈和演讲，我们可以更便捷地了解他在《癫狂的历史》《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史》等著作中表达的深邃哲思。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当代*光彩夺目的思想家”！

自画像／1

一种存在的美学／13

权力的阐释／18

权力与性／29

思想批评转型／41

监禁精神病学监狱／46

文学的功能／74

当代音乐与大众／79

哲学的生命／87

惊奇与欺骗的“双重游戏”?／94

性的选择／104

对真理的关怀／118

权力的眼睛／127

身体与权力／143

性的历史／146

游戏的赌注／154

权力的地理学／169

两个讲座／181

论社会保险／205

译后记／220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1926年出生于法国的普瓦捷。1946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70年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1984年因感染艾滋病去世。

福柯对包括精神病学、疯癫史、性、临床医学等在内的人文社科诸领域进行了广泛而卓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在21世纪成为被引用多的人文社科学者。其主要代表作: 《癫狂与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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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问题牵涉到这些所谓“佛像”的文化内涵和宗教功能。它们来源于印度佛教美术无可非议，但在汉代美术中的文化内涵和宗教功能是不是也是佛教的呢？这个问题引导我们去考察这些“佛像”的建筑环境和使用、其所装饰物品的性质，以及与其他图像的关系。大约十几年前我曾撰文讨论这些问题，注意到目前所知汉代美术中的佛教因素，包括佛像和其他来源于佛教艺术的题材，大都发现于墓葬或道教寺观遗址。这些形象的引进是因为它们被用来宣传传统的神仙观念或为萌芽中的道教美术提供了材料。本文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更具体的宗教文化环境。根据不断增加的考古材料，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四川所发现的2世纪至3世纪的“佛像”实际上是当地道教美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其把它们叫作早期佛教图像，不如称为早期道教图像。

编辑推荐

◎福柯被布罗代尔誉为“法国当代*光彩夺目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各种时代思潮。

◎福柯的思想深邃、多变，他的著作也晦涩、难懂，《权力的眼睛》一书通过选编福柯生前发表的19篇对话、访谈、演讲，生动呈现了福柯的思想肖像。揭开概念迷雾，我们可以更真实地触摸福柯。

书摘插图

巴鲁  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的著作《圆形监狱》发表于18世纪末，从那以后就逐渐被人遗忘。但是，你在《规训与惩罚》中却把它称为“人类心灵史的重大事件”，“政治秩序中的哥伦布之蛋”。你认为它的作者是“警察社会的猎犬”。我们对这些都不甚了然。你是怎么读到这本书的?

福柯  那是在我研究诊断医学的起源的时候。我正在研究18世纪下半叶的医院结构，当时医学机构的伟大改革运动正在展开。我想搞清楚医学的目光是怎样制度化的，它怎样在社会空间打上烙印，新型的医院为什么既是这种目光的后果又是对这种目光的支持。在考察1772年迪约旅馆第二次火灾后一系列不同的建筑规划时，我注意到，在一种中心化的观察系统中，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经常关注的原则。就医院的情形而言，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引起了进一步的困难：有必要避免不适当的接触、污染、身体的接近和拥挤，为了保持空气的流畅，既要把空间分隔开来，又要保持开放，确保一种总体的和个人的监视，同时把监视下的个人隔离起来。我曾经以为这些问题是18世纪的医学及其信念所独有的。

接着，在研究刑罚系统的时候，我发现所有对监狱进行改造的重大计划(从稍后一段时间，也就是19世纪的上半叶开始)都围绕着与此相同的一个主题，而且都要提到本瑟姆。几乎没有一份监狱改造的建议书不提到本瑟姆的“设备”——“圆形监狱”。

其原则是这样的。一个像圆环一样的环形建筑。在中央造一座塔楼，上面开很大的窗子，面对圆环的内侧。外面的建筑划分成一间间的囚室，每一间都横穿外面的建筑。这些囚室有两扇窗户，一扇朝内开，面对中央塔楼的窗户，另一扇朝外开，可以让阳光照进来。这样就可以让看守者待在塔楼里，把疯子、病人、罪犯、工人和学生投进囚室。简言之，地牢的原则被颠覆了。阳光和看守者的目光比起黑暗来，可以对囚禁者进行更有效的捕获，黑暗倒是具有某种保护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瑟姆之前，已经有过这样的考虑。个可视的隔离模式系统在1751年就出台了，那是巴黎军事学校的宿舍。每个学生都被分配了一间带有玻璃窗户的单间，这样他整晚都能受到监视，无法与同伴有丝毫的接触。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复杂而奇妙的装置，可以保证理发师给军校学员理发的同时，不与他们发生身体上的接触。小伙子的头从一个门窗里伸出来，身体却留在另一边，通过玻璃窗，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看到。本瑟姆说，是他的兄弟在参观军校的时候产生圆形监狱的想法的。当时这种构想在很多领域流行开了。克牢德尼古拉斯·列多在阿克塞纳斯建造了食盐加工厂，也是根据这种可视性的原则，而且还添加了一些设施。这里存在着一个中央监视点，作为权力实施的核心，同时也是知识记录的中心。尽管在本瑟姆之前就有圆形监狱的想法，但他是个对它进行表述和命名的人。“圆形监狱”这个词是非常关键的，它指明了一种系统的原则。所以本瑟姆想象的不是一种为解决特定问题——例如监狱、学校或医院——的建筑方案。他声称这一个真正的发现，是一个“哥伦布之蛋”。确实，本瑟姆向医生、刑罚学家、工业家和教育学家建议的东西，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他发明了为解决监视问题所设计出来的权力的技术。有一点很重要：本瑟姆说，他的观看系统是一种创新，为权力的简易而有效的实施所必需。事实上，从18世纪末以来，它一直被广泛运用。但是，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权力的程序就更为丰富和多种多样了。如果说，从19世纪以来，可视性的原则支配了所有的权力技术，那是不正确的。

佩罗  所以关键在于建筑！建筑作为政治组织的形式，这确实值得研究。18世纪流行的思想认为，一切都是空间化的，不管在物质还是在精神的层面上。

福柯  我以为，在18世纪末，建筑开始被牵涉到人口、健康和市镇问题中去。在这之前，建筑的艺术与权力、神性和力量的表达相关。宫殿、教堂以及有权势的人都采用巨大的建筑形式。建筑表现力量、统治和上帝。它的发展长期围绕着这一中心。然后，到了18世纪末叶，新的问题出现了：空间的配置问题与经济政治的目的密切相关。

某种特定形态的建筑开始出现。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写过一些我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他说，直到18世纪，建筑物都不被分割成特定用途的空间。里面有一个个房间：你可以在随便哪一间里睡觉、吃饭、接待客人。逐渐地，不同的空间具有了特定的功能。这一点可以从1830年到1870年间“工人城区”的建设中看出来。工人阶级家庭的住所应该固定下来；他们的居住空间应该包括一个厨房，一个吃饭间，一间屋子给父母，让他们可以进行繁殖活动，一间屋子给孩子，这样就可以确保家庭的道德。有时候，情况还能更好一些，男孩和女孩各有各的屋子。应该写一部有关空间的历史——这也就是权力的历史——从地缘政治的大战略到住所的小策略，从教室这样制度化的建筑到医院的设计。令人吃惊的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以后，空间的问题才作为历史—政治的问题浮现出来。空间曾经看作属于“自然”——也就是说，是既定的、基本的条件，是一种“自然地理”，属于“前历史”的层面，因而不被重视。有时它又被设想为人、文化、语言和国家的栖居之地和扩展范围。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研究过农村空间和航海空间的历史。这种研究还应该进一步延伸，不仅要说空间决定历史的发展，而且历史反过来在空间中重构并积淀下来。空间的定位是一种必须仔细研究的政治经济形式。

空间为什么被人忽视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只想列举一个原因，这与哲学家的话语有关。在18世纪末，当空间的政治开始发展的时候，空间物理和理论物理的成就剥夺了哲学对有限或无限的宇宙的古老的发言权。政治实践和科学技术对空间问题的双重介入迫使哲学只能去研究时间问题。从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的一边。我记得十年前参加过对空间政治问题的讨论，人家告诉我，空间是一种反动的东西，时间才与生命和进步有关。这一责备来自一个心理学家——心理学，19世纪哲学的真理和污点。

前言

译后记

米歇尔·福柯被誉为继萨特之后法国为深刻有力的思想巨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的思想不断地向整个西方世界辐射，其影响在西方哲学、文学、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长盛不衰，至今仍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话题。福柯于1926年10月15日出生于法国外省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46年考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曾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毕业后在克莱蒙—费朗大学、巴黎—凡塞涅大学等地任教，1970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1984年6月25日，福柯死于艾滋病。

福柯的著作可以被看作是从不同的侧面对文化的意义进行独特的探讨。他孜孜不倦地寻找构成社会制度背后的隐秘规则，但是却反对一切总体化和系统化的理论归纳。福柯的历史观是一幅谱系化的图景。他是一个奇特的历史学家，不是要追溯历史发展中的种种因果性和必然性，而是要把历史的链条拆散，把现代与过去割裂开来。在福柯的笔下，历史成为一种对我们来说是异己的、陌生的东西，而一旦我们认识到往昔历史的异己性和陌生性的时候，我们身处的现代的合法性也就岌岌可危了。福柯放弃了对“起源”的追逐，而是揭示事件的多重因素和历史形式的脆弱性。在谱系学中，没有常数，没有本质，没有稳定连续的结构。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热衷于搜寻局部的、非连续性的、不合法的、被放逐遗弃的知识，以反对等级化、同一性的传统理论体系。他的研究对象正适合他的理论特点：罪犯、疯子、性反常等现象，而他自己非同寻常的私人生活方式也为他的学术生涯作了另一个注脚。

福柯部成熟的著作《癫狂与文明》(1961年)研究的是精神病与社会对精神病的态度的历史。他描述了在17世纪，癫狂是怎么与贫穷、失业和残疾一道突然变成了应该由国家来负责的“社会问题”。国家拥有了公众幸福的保护者的新职能。在18世纪末，一种对待疯子的“人道主义态度”随着打着科学旗号的疯人院同时出现。福柯认为这不过是通向一种更大的“道德的监禁”，不但是要监禁肉体，而且还要监禁心灵。

在《规训与惩罚》(1975年)中，他研究了现代刑罚体制的起源。福柯认为像疯人院、监狱、医院这样的机构是社会用来进行排斥和放逐的，通过研究社会与这些机构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审查权力的运作发展过程。我们一般总认为知识是用来增强我们的能力的，知识能够带来人类的幸福和进步，福柯却认为知识是支配他人、限制他人的权力，知识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奴役和规训。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人们开始发现，规训比杀一儆百更有效，也能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在18世纪出现了新的权力运作模式。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消失了，对罪犯开始采用新的驯化手段，而这些新的控制手段和管理机制又被泛化到兵营、医院、学校等各个行当中去。在封建社会中，权力的体现形式是国王个人，权力的运作更像一种仪式，对罪犯的肉刑不是要“改造”罪犯，而是要恢复被打破了的神圣法律的完整性，罪犯的数目与全体人口相比较只占很小的比例，所以对罪犯的惩罚要凶狠，这样才能引人注目。到了现代社会，惩罚成为无所不在的、非人格化的监视和校正机制，并对个体心理的管理愈来愈关注。惩罚与监视的机制被内在化了，每一个人都变成了自己的自觉自愿的监视者。于是权力就越来越能以小的代价得到广泛的实施。

在西方社会从君主权力向规训权力转型的过程中，福柯特别重视本瑟姆在18世纪末提出的圆形监狱的设想。在圆形监狱的中央有一个高高的塔楼，可以对周围的囚室一览无遗。犯人每时每刻都有受到监视的感觉，久而久之，他们自己就变成了自己的狱卒。这种圆形监狱的概念被推广到学校、兵营、医院和工厂。人们学会了建立和管理人事档案，建立各种奖惩和考勤制度，监视逐渐趋于普遍化和日常化。在现代，圆形监狱代表的全景式的观照实际上可以说是取代了上帝无所不在的全知全能的眼睛。从这个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的超我(super-ego)其实也就是圆形监狱的塔楼在人内心深处的监视器。福柯认为，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新的公共卫生、犯罪、失业、住房、老龄化等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采取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可以说是遵循了经济效应原则。

在《词与物》(1966年)和《知识考古学》(1969年)中，福柯强调历史话语对人类知识的制约，从而证明现代人文科学的非理性和暂时性，把人也看作一种历史性的知识概念。在他终未完成的鸿篇巨著《性史》(1976—1984年)中，福柯力图展示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对性的态度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认识旨趣。该书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认为性是权力积极推出的产品，而不是权力竭力压制的对象。对基督教社会来说，忏悔是性的概念的滋生地。在中世纪，教士关心信徒的行为，直至其性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只注重肉体的行为。到了宗教改革以后，性的话语开始变化。在忏悔中，教士不仅询问信徒的行为，还探究他们的意愿。性变成了既是身体的，又是心灵的。这同历史上对罪犯的惩罚形式的变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到了20世纪，性的话语变成了一个科学问题，典型的代表就是精神分析学。福柯认为，弗洛伊德在探究性本能的时候，也就开辟了科学对性的支配。

福柯反对他所谓的“压抑假设”，根据这种假设，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对性的压抑。赖希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等人可以视作这种假设的主要支持者。福柯认为，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地、每日每时地鼓动着医学、精神病学、教育学中的性的话语，这些话语又反过来为这些学科提供了框架和支柱。福柯反对把权力看成是消极的压抑的力量，他认为从18世纪以来，权力越来越具有积极意义和能产性，并在不断地开创新的可能性。权力不是一种占有，也不是一种能力。权力的关系不是从统治权或者国家政治制度中产生。权力不是一种可以简单地获得和转让的商品。权力是一种网络，其结点蔓延到任何一个角落。因此，权力的分析应该从权力的应用出发。不应该问“谁拥有权力?”或者“权力拥有者的意图和目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应该研究权力的效应对主体的构成。

福柯既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又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生前留下了大量的访谈和演讲，为我们理解他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轨迹留下了一条捷径。本书选取了他的17篇访谈和两篇演讲，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位学术大师的精神风貌。福柯的学术专著艰深晦涩，令人视为畏途，但是在这些访谈中，通过他自己的阐释和与他人的相互探讨，其学术精华变得容易为人所接受。这些访谈涉及他的个人生活、学术道路、对自己思想的清理和阐发，对法国社会和政治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批判，既有与来访者心平气和的探讨，也不乏唇枪舌剑的情景，往往妙语迭出，到处闪耀着思想的火花，能够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和享受。本书首次出版于1997年，这次再版根据原文重新进行了校订和修正，对一些术语和书名根据目前通行的译名进行了调整。

严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