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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哲学纲要》收录了蔡元培先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哲学领域进行探索的一些成果，包括“哲学大纲”“美学”“美育”三部分。*部分收录《简易哲学纲要》《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怎样研究哲学》等介绍古今中外哲学思想及哲学发展史的文章；第二部分收录体现作者美学观点的文章和讲义；第三部分收录的文章和采访记录体现了作者的美育理论。本书内容深入浅出，成一家之言，具有可读性。

       部分  哲学大纲

       简易哲学纲要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怎样研究哲学

       孔子之精神生活

       第二部分  美学

       美学的进化

       美学的研究法

       美学讲稿

       美学的趋向

       美学的对象

       第三部分  美育

       以美育代宗教说

       美术的进化

       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

       以美育代宗教

       美育

       美育与人生

       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浙江绍兴山阴县人，中国著名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曾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蔡元培除了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以外，在教育学方面也有很大成就。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他的教育理念对我国现代教育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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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

孔子所处的环境与二千年后的今日，很有差别；我们不能说孔子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但是抽象的提出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有音乐的陶养，这是完全可以为师法的。

编辑推荐

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部新的哲学史”，那么蔡元培早期的哲学论著，应该称得上中国现代哲学的先导。——刘梦溪

书摘插图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选摘）

             中国哲学，可以指目的，止有三时期：

             一是周季，道家、儒家、墨家等，都用自由的思想，建设有系统的哲学，等于西洋哲学史中希腊时代。

             二是汉季至唐，用固有的老庄思想，迎合印度宗教。译了许多经论，发生各种宗派。就中如华严宗、三论宗、禅宗、天台宗等，都可算宗教哲学。

             三是宋至明，采用禅宗的理想，来发展儒家的古义。就中如陆王派，虽敢公然谈禅，胜似程朱派的拘泥，但终不敢不借儒家作门面。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等于欧洲中古时代的烦琐哲学。

             从此以后，学者觉得宋明烦琐哲学，空疏可厌；或又从西方教士，得到数学、名学的新法，转而考证古书，不肯再治烦琐的哲学，乃专治更为烦琐之古语学、古物学等。不直接治哲学，而专为后来研究古代哲学者的预备。就中利用此种预备，而稍稍着手于哲学的，惟有戴震，他曾著《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两书，颇能改正宋明学者的误处。戴震的弟子焦循著《孟子正义》《论语通释》等书，阮元著《性命古训》《论语论仁论》等篇，能演戴震家法，但均不很精深。这都是五十年以前的人物。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现在只能讲讲这五十年中，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

             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严氏本到英国学海军，但是擅长的是数学。他又治论理学、进化论兼涉社会、法律、经济等学。严氏所译的书，大约是平日间研究过的。译的时候，又旁引别的书，或他所目见的事实，作为案语，来证明他。他的译文，又都是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但他在那时候选书的标准，同译书的方法，至今还觉得很可佩服的。他译的早、而且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 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掸。严氏在案语里面很引了“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大利所在，必其两利”等格言。又也引了斯宾塞尔乐观的学说。大家都不很注意。严氏于《天演论》外，注意的是名学。彼所以译Logic作名学，因周季名家辨坚白异同与这种学理相近。那时候《墨子》的《大取》《小取》《经》《经说》几篇，《荀子》的《正名》篇也是此类。后来从印度输入因明学，也是此类。但自词章盛行，名学就没有人注意了。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要的关键。所以他在《天演论》自序及其他杂文中，常常详说内籀外籀的方法。他译穆勒的《名学》（Johu Stuart Mill：System of Logic），可惜止译了半部。后来又译了耶芳斯《名学浅说》（ W. S，Jevons：Logic），自序道：“不佞于庚子、辛丑、壬寅间曾译《名学》半部，经金粟斋刻于金陵，思欲赓续其后半，乃人事卒卒，又老来精神綦短，惮用脑力。而穆勒书，深博广大，非澄思渺虑，无以将事，所以尚未逮也。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可以见严氏译穆勒书时，是很审慎的，可惜后来终没有译完。             严氏所佩服的，是斯宾塞尔的群学。在民国纪元前十四年，已开译斯氏的《群学肄言》（H. Spencer：Study of Sociology），但到前十年才译成。他的自序说：“其书……饬戒学者以诚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而于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间，辄为之穷事变，极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变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盖严氏译这部书，重在纠当时政客的不学。同时又译斯密的《原富》（A. Smith：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以传布经济哲学。译孟德斯鸠的《法意》（C. D. S. Montesquieu；Spirit of Law），以传播法律哲学。彼在《原富》的凡例说：“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篡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可以见他的选定译本，不是随便的。

             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他在民国纪元前九年，把他四年前旧译穆勒的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名作《群己权界论》。又为表示他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译了一部甄克思的《社会通诠》（E. Jenks：History of Politlcs），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

             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译得很慎重，常常加入纠正的或证明的案语。都是很难得的。 

前言

              蔡元培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刘梦溪

              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峰，一表现为先秦子学，再表现为宋明理学。此外佛教哲学在魏晋至隋唐有较大的发展，此不具论。总之宋明以后，独立之哲学日趋衰微，哲学思想往往消融到实际人生态度和社会伦理中去，真个是“道混成而难分”了。而清儒重考据、倡言“由宋返汉”的结果，尤使形上之风趋于淡薄。影响之下，清中叶直至晚清以还，包括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诸人，虽然不无自己的哲学思想，却不是以哲学的专精而名家的。正如蔡元培所说：“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蔡元培还说：“凡一时期的哲学常是前一时期的反动，或是再前一时期的复活，或是前几个时期的综合，所以哲学史是哲学界重要的工具。这50年中，没有人翻译过一部西洋哲学史，也没有人用新的眼光来著一部中国哲学史，这就是这时期中哲学还没有发展的征候。”因此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给予相当的肯定，称其为“部新的哲学史”。但胡适的《大纲》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叙论，还不是作者自己哲学思想的系统化。蔡元培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蔡元培本人是重视哲学的，早在1901年，他就写了《哲学总论》，提出哲学是“原理之学”“心性之学”和“统合之学”，且将宇宙区分为“物界与心界”，并以理学、哲学、神学之三分括尽世间之学问。这是中国学人次用可以与世界对话的语言来陈述现代哲学观，时间比王国维初的哲学美学论文还要早些，其对现代学术的奠基而言，实非常重要。1910年他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是伦理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1915年他编写的《哲学大纲》，虽系根据德国哲学家历希脱尔的《哲学导言》译述而成，其中亦不无他自创的思想。另外他还翻译了德人科培尔的《哲学要领》和日人井上圆了所著之《妖怪学讲义录》以及《柏格森玄学导言》等西方和日本的哲学著作。1923年他撰写了总结性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1924年又写《简易哲学纲要》。至于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更是他的终生所好，《康德美学述》《美学的进化》《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美育》等，都是他有名的论著。

              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部新的哲学史”，那么蔡元培早期的哲学论著，应该称得上中国现代哲学的先导。这得力于他1907至1911年在德国的留学生涯。除刚到德国的年先在柏林学习德文，第二年开始，便正式到来比锡大学哲学系就读。他选修的课程包括：冯德的“新哲学史——从康德至当代”“新哲学之历史及早期之心理学概论”，以及Brahn的“叔本华的哲学”、Bichter的“哲学基本原理”等。特别是哲学家冯德的课，蔡先生每学期必选。他说：“冯德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德国大学本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近年始有增设经济学等科的），而冯德先得医学博士学位，又修哲学及法学，均得博士，所余为神学，是他所不屑要的了。他出身医学，所以对于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来比锡大学所创设的。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此书叙哲学史较详），没有一本不是原原本本，分析到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 

           此可见蔡先生对冯德的敬仰之情以及冯德哲学对他产生的影响。冯德在讲哲学史时颇涉及康德美学思想，而且“注重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这给蔡先生以极大的启示，促使他“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他说：“德国学者所著美学的书甚多，而我所喜读的，为栗丕斯（T.Lipps）的《造型美术的根本义》（Grnndlageder Bildende Kunst），因为他所说明的感人主义，是我所认为美学上较合于我意之一说，而他的文笔简明流利，引起我屡读不厌的兴趣。”来比锡大学的学术氛围和德国哲学的思辩精神，对蔡先生的影响是终生的；甚至他的教育思想，也受到冯德一派的哲学家和教育学家摩曼的影响，因为摩氏把心理实验的方法应用于教育学和美学，“所著《实验教育学讲义》，是瑞士大学的讲稿”，另还有《实验美学》和《现代美学》两书。蔡先生受其影响，已开始一项美学的实验，后因回国未能全部完成。

           　蔡元培是伟大的。中国只有一个蔡元培，叫你永远不能忘。他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岁进学、成为秀才，20岁中举人，26岁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受旧式教育，却有新的思想。对康、梁变法，他是同情的，但亦不满于康的妄动。他的思想其实更倾向于革命。他是仕途、学问、人格均成功的人。新旧人物对他只有敬仰，而无异词。民国以后，他次第担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对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建立所作之贡献，前无先路，后无来者。他对教育的贡献，首先在于学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所作之贡献，不亚于教育。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针对社会上有人指责北京大学腐败，说入北大求学者都是为了做官发财，蔡先生说：“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北京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这是1917年他任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的话。这样的话，现在没有人再说得出来。

            然而事修而谤至。攻讦得见学问的是林琴南发表在《公言报》上的《致蔡鹤卿太史书》。蔡的答书除对林所攻讦的“铲伦常”“废古书”两点予以辩明之外，并庄严申明他办大学的两项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选摘）

             中国哲学，可以指目的，止有三时期：

             一是周季，道家、儒家、墨家等，都用自由的思想，建设有系统的哲学，等于西洋哲学史中希腊时代。

             二是汉季至唐，用固有的老庄思想，迎合印度宗教。译了许多经论，发生各种宗派。就中如华严宗、三论宗、禅宗、天台宗等，都可算宗教哲学。

             三是宋至明，采用禅宗的理想，来发展儒家的古义。就中如陆王派，虽敢公然谈禅，胜似程朱派的拘泥，但终不敢不借儒家作门面。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等于欧洲中古时代的烦琐哲学。

             从此以后，学者觉得宋明烦琐哲学，空疏可厌；或又从西方教士，得到数学、名学的新法，转而考证古书，不肯再治烦琐的哲学，乃专治更为烦琐之古语学、古物学等。不直接治哲学，而专为后来研究古代哲学者的预备。就中利用此种预备，而稍稍着手于哲学的，惟有戴震，他曾著《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两书，颇能改正宋明学者的误处。戴震的弟子焦循著《孟子正义》《论语通释》等书，阮元著《性命古训》《论语论仁论》等篇，能演戴震家法，但均不很精深。这都是五十年以前的人物。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现在只能讲讲这五十年中，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

             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严氏本到英国学海军，但是擅长的是数学。他又治论理学、进化论兼涉社会、法律、经济等学。严氏所译的书，大约是平日间研究过的。译的时候，又旁引别的书，或他所目见的事实，作为案语，来证明他。他的译文，又都是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但他在那时候选书的标准，同译书的方法，至今还觉得很可佩服的。他译的早、而且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 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掸。严氏在案语里面很引了“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大利所在，必其两利”等格言。又也引了斯宾塞尔乐观的学说。大家都不很注意。严氏于《天演论》外，注意的是名学。彼所以译Logic作名学，因周季名家辨坚白异同与这种学理相近。那时候《墨子》的《大取》《小取》《经》《经说》几篇，《荀子》的《正名》篇也是此类。后来从印度输入因明学，也是此类。但自词章盛行，名学就没有人注意了。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要的关键。所以他在《天演论》自序及其他杂文中，常常详说内籀外籀的方法。他译穆勒的《名学》（Johu Stuart Mill：System of Logic），可惜止译了半部。后来又译了耶芳斯《名学浅说》（ W. S，Jevons：Logic），自序道：“不佞于庚子、辛丑、壬寅间曾译《名学》半部，经金粟斋刻于金陵，思欲赓续其后半，乃人事卒卒，又老来精神綦短，惮用脑力。而穆勒书，深博广大，非澄思渺虑，无以将事，所以尚未逮也。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可以见严氏译穆勒书时，是很审慎的，可惜后来终没有译完。

             严氏所佩服的，是斯宾塞尔的群学。在民国纪元前十四年，已开译斯氏的《群学肄言》（H. Spencer：Study of Sociology），但到前十年才译成。他的自序说：“其书……饬戒学者以诚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而于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间，辄为之穷事变，极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变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盖严氏译这部书，重在纠当时政客的不学。同时又译斯密的《原富》（A. Smith：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以传布经济哲学。译孟德斯鸠的《法意》（C. D. S. Montesquieu；Spirit of Law），以传播法律哲学。彼在《原富》的凡例说：“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篡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可以见他的选定译本，不是随便的。             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他在民国纪元前九年，把他四年前旧译穆勒的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名作《群己权界论》。又为表示他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译了一部甄克思的《社会通诠》（E. Jenks：History of Politlcs），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             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译得很慎重，常常加入纠正的或证明的案语。都是很难得的。 这样的话，现在更没有人讲得出而且大半也不敢讲了。 1919年5月4日，以傅斯年为领袖的北大学生（亦有他校学生）京城大游行，又烧了赵家楼，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视为“失职”而必须辞职。但他迟至5月8日才提出辞呈，原因无他，盖作为北大校长的他，深知当局逮捕学生是错误举动，如果他不能把被捕学生营救出来，同样是失职。故5月8日学生获保释后，他立即提出辞呈。而当大总统不接受他的辞呈，指令他“认真擘理，挽济艰难”，他来个自我放逐，登一则启事，自行离职去天津了。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选摘）

             中国哲学，可以指目的，止有三时期：

             一是周季，道家、儒家、墨家等，都用自由的思想，建设有系统的哲学，等于西洋哲学史中希腊时代。

             二是汉季至唐，用固有的老庄思想，迎合印度宗教。译了许多经论，发生各种宗派。就中如华严宗、三论宗、禅宗、天台宗等，都可算宗教哲学。             三是宋至明，采用禅宗的理想，来发展儒家的古义。就中如陆王派，虽敢公然谈禅，胜似程朱派的拘泥，但终不敢不借儒家作门面。所以这一时期的哲学，等于欧洲中古时代的烦琐哲学。

             从此以后，学者觉得宋明烦琐哲学，空疏可厌；或又从西方教士，得到数学、名学的新法，转而考证古书，不肯再治烦琐的哲学，乃专治更为烦琐之古语学、古物学等。不直接治哲学，而专为后来研究古代哲学者的预备。就中利用此种预备，而稍稍着手于哲学的，惟有戴震，他曾著《孟子字义疏证》与《原善》两书，颇能改正宋明学者的误处。戴震的弟子焦循著《孟子正义》《论语通释》等书，阮元著《性命古训》《论语论仁论》等篇，能演戴震家法，但均不很精深。这都是五十年以前的人物。近五十年，虽然渐渐输入欧洲的哲学，但是还没有独创的哲学。所以严格的讲起来，“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现在只能讲讲这五十年中，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

             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严氏本到英国学海军，但是擅长的是数学。他又治论理学、进化论兼涉社会、法律、经济等学。严氏所译的书，大约是平日间研究过的。译的时候，又旁引别的书，或他所目见的事实，作为案语，来证明他。他的译文，又都是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但他在那时候选书的标准，同译书的方法，至今还觉得很可佩服的。他译的早、而且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 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掸。严氏在案语里面很引了“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大利所在，必其两利”等格言。又也引了斯宾塞尔乐观的学说。大家都不很注意。严氏于《天演论》外，注意的是名学。彼所以译Logic作名学，因周季名家辨坚白异同与这种学理相近。那时候《墨子》的《大取》《小取》《经》《经说》几篇，《荀子》的《正名》篇也是此类。后来从印度输入因明学，也是此类。但自词章盛行，名学就没有人注意了。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要的关键。所以他在《天演论》自序及其他杂文中，常常详说内籀外籀的方法。他译穆勒的《名学》（Johu Stuart Mill：System of Logic），可惜止译了半部。后来又译了耶芳斯《名学浅说》（ W. S，Jevons：Logic），自序道：“不佞于庚子、辛丑、壬寅间曾译《名学》半部，经金粟斋刻于金陵，思欲赓续其后半，乃人事卒卒，又老来精神綦短，惮用脑力。而穆勒书，深博广大，非澄思渺虑，无以将事，所以尚未逮也。戊申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可以见严氏译穆勒书时，是很审慎的，可惜后来终没有译完。             严氏所佩服的，是斯宾塞尔的群学。在民国纪元前十四年，已开译斯氏的《群学肄言》（H. Spencer：Study of Sociology），但到前十年才译成。他的自序说：“其书……饬戒学者以诚意正心之不易，既已深切著明。而于操枋者一建白措注之间，辄为之穷事变，极末流，使功名之徒，失步变色，俛焉知格物致知之不容已。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盖严氏译这部书，重在纠当时政客的不学。同时又译斯密的《原富》（A. Smith：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以传布经济哲学。译孟德斯鸠的《法意》（C. D. S. Montesquieu；Spirit of Law），以传播法律哲学。彼在《原富》的凡例说：“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篡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可以见他的选定译本，不是随便的。

             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他在民国纪元前九年，把他四年前旧译穆勒的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名作《群己权界论》。又为表示他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译了一部甄克思的《社会通诠》（E. Jenks：History of Politlcs），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

             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译得很慎重，常常加入纠正的或证明的案语。都是很难得的。 他说：“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辞得痛快，走得潇洒。此种出言行事，百年以来可有第二人？因探讨蔡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所作之贡献，而连类其人其学其言其事其行，文不能尽意，到此停住罢。

书籍介绍

名家推荐：

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部新的哲学史”，那么蔡元培早期的哲学论著，应该称得上中国现代哲学的先导。——刘梦溪

内容简介：

《简易哲学纲要》收录了蔡元培先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哲学领域进行探索的一些成果，包括“哲学大纲”“美学”“美育”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录《简易哲学纲要》《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怎样研究哲学》等介绍古今中外哲学思想及哲学发展史的文章；第二部分收录体现作者美学观点的文章和讲义；第三部分收录的文章和采访记录体现了作者的美育理论。本书内容深入浅出，成一家之言，具有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