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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召政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选取了15位有代表性的帝师，记录他们在政坛中的沉浮经历，并对每个人作出评价。明朝帝王师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群，不仅是皇帝的老师，其中很多还成了明朝的首辅或辅臣，参与了政治活动和政策的制定。从他们的命运兴衰、人生成败上可以看出整个明代政治的走向。因此，明朝帝王师不可简单以教师身份看待，他们更是各个时期重要的政治家与国务活动家，这些形形色色的帝王师同性格各异的帝王共同缔造着不一样的朝代。但这样一个既有学问又有谋略的群体却难有好的下场，往往越优秀的帝师命运就越悲惨。

001  看尽西风木槿花

020  燕泥污我读残书

039  深愧渊明与孔明

057  大悲愿力应无尽

076  文艺情长识器小

093  匡时愧腐儒

112  醉时翻作醒时看

130  屡经忧患身心老

148  丹心原不负纲常

167  赚得龙颜一笑之

187  还威福于皇上

205  政坛一把霹雳火

224  恩怨尽时方论定

254  筹国无成疑燕雀

271  孤臣白发三千丈

熊召政，1953年出生于湖北省英山县，当代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化学者，现为湖北省文联主席、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出版小说、散文、诗歌、历史随笔、演讲集等三十余部。历时十年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全票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近期创作的《大金王朝》卷《北方的王者》，堪称一部“大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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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帝王与帝师的关系如何？他们既是君臣、主仆，又是师生与少长。在专制王朝时代，知识永远是权力的附庸。明朝的帝师们在成为内阁辅臣之后，往往与其当皇帝的学生政见不合而导致悲剧，轻者见弃，重者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说，帝王师在明代，既是一个*显赫的职业，亦是一个*危的人群。本书作者熊召政，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潜心研究，在众多史籍中钩沉索引，选定15位颇具代表性的明朝帝王师，对他们的升沉际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鞭辟入里的剖析。通过他们的升沉际遇，不仅可以看到276年明朝历史的发展轨迹，也可以通过改革家的选择与取舍来体会明朝官场的“铁血”气息。

前言

大悲愿力应无尽

—— 记大和尚姚广孝

                          一、生性嗜杀的和尚

大约在洪武六年（1373）的秋天，一个名叫道衍的和尚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参访。他在寺侧的塔林转悠，缅怀那些已经圆寂的大禅师。突然，从斜侧的一座灵塔后转出一位头戴儒巾的方士，拦住道衍，劈头盖脸地说：“你这位和尚好怪异！”

道衍一惊，追问：“我怎的怪异？”

方士说：“看你目如三角，形同病虎。虽穿着僧衣，但眉宇间杀气腾溢。你生性嗜杀，必刘秉忠之流。”

道衍听罢，并不诧异，而是拱手一揖，问道：“刘太保遇到忽必烈，才成就一番事业。当今洪武皇帝才刚刚开创万世基业，改朝换代已经完成，我怎么会成为刘太保呢？”

方士一笑：“不出十年，和尚当遇明主。”

这位方士名叫袁珙，是元末明初时期活跃于江湖的一位著名的相士。他与道衍和尚相会于嵩山的事，《明史》中有记载。他所说的刘秉忠，是元初的大政治家，此人原名刘侃，字仲晦，祖籍江西瑞州。他祖上在辽国做官，遂定居邢州。金灭辽后，他的曾祖父又仕金，当过金朝的邢台节度副使。蒙古人灭金后，刘秉忠的父亲又归顺蒙古人，在邢州元帅府中担任军职。刘秉忠长到十八岁，便依靠父亲的关系，在邢州节度府里当了一个小官。

刘秉忠属于班超一类的人，胸有大志，不甘于当一名受人驱使的刀笔吏。于是弃官归隐，上武安山当了一名道士。当时，有一名虚照禅师听说了刘秉忠的行迹，于是派弟子上武安山找到刘秉忠，对他说：“不要当道士了，还是出家当和尚为好。”也许是慕虚照禅师的大名，刘秉忠真的就脱了道袍剃度出家。又过几年，居于漠北王府的忽必烈召见高僧海云印简。海云听说刘秉忠博学多才，便邀他一同前往。忽必烈见到刘秉忠后，一番晤对。刘秉忠侃侃而谈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忽必烈深为赞赏，于是放归海云，而将刘秉忠留在身边参与军政大事，并令其还俗，赐名秉忠。从此，刘秉忠得以机会展露他的政治才华。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年号中统，取中原正统之意。四年后，忽必烈又接受刘秉忠的建议，改年号为至元，取《易经》中“至哉坤元”之意。

刘秉忠精通周易，三式六壬遁甲之术，无所不会。儒释道三家学问，他都能融会贯通。忽必烈对他终生信用不疑，即帝位后，拜刘秉忠为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宰相之职，可谓位极人臣。刘秉忠一生有三大功劳：是协助忽必烈夺取皇帝之位；第二是设计了元朝的典章制度；第三是主持设计并建造了元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城。中国大一统的政权建都北京，自元朝忽必烈始，在这一点上，刘秉忠功不可没。

比刘秉忠晚了一百余年的道衍和尚，听袁珙夸他是刘秉忠之流，内心自然欢喜。数年之后，道衍和尚到了北京，还专门拜谒了刘秉忠的坟墓，并写了一首诗：

芳时登垅谒藏春，兵后松楸化断薪。

云暗平原眠石兽，雨荒深隧泣山神。

残碑藓蚀文章旧，异代人传姓氏新。

华表不存归鹤怨，几多行客泪沾巾。

从诗中可以看出，道衍觉得自己是刘秉忠的传人。他对刘秉忠身后的寂寞颇为不平。两年后，道衍随另一位高僧宗泐过镇江北固山，写了一首《京口览古》：

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

宗泐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得道高僧，一看道衍这首诗，禁不住惊呼：“此岂释子耶？”用今天的话说，即“这哪里是和尚说的话呀！”

和尚尚和，凡事阿弥陀佛，但道衍心中总有不平之气。用袁珙的话说，他是“嗜杀”之人。从这一点看，道衍倒真的不像是正经八百的和尚。

既不像和尚，他为何又要出家呢？

二、吟咏与参禅的岁月

据《明史·姚广孝传》记载，姚广孝本为医家子，十四岁度为僧，名道衍。

姚广孝出身于江苏长洲（今苏州）一个富裕的医家。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是在研读儒家典藏与修习诗词歌赋中度过。但凡有异禀之人，天生就有叛逆性格，于不经意处，就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大事。姚广孝打小就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念头。总想做流的大事，却不知怎么个做法。那一天，他上街闲逛，忽见一队人马过来，伞盖簇拥之中，肩舆上坐着一个和尚。那阵势、那派头，竟比地方上的县令出行还要威风。姚广孝大受刺激，心中忖道：“当这样一个和尚，竟比当官还强。”当下就跑到庙里剃度出家。

用今天的话讲，姚广孝这是行为艺术，但他并不是好出风头的愤青，而是敢作敢为的有志之士。在一般人看来，十四岁的年龄，心智尚不成熟，何况是慕人豪华而出家，这事儿肯定长不了。事实是，姚广孝自当了道衍和尚之后，直到老死都是脚蹬黄鞋，身着袈裟。

姚广孝出家时，江南流民增多，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显现，但还不是兵荒马乱的年份。待到他二十岁后，天下大乱，元朝的气数将尽。斯时，姚广孝的家乡为军阀张士诚所控制。当姚广孝蛰于古庙，以长夜的木鱼声拒抗一阵紧似一阵的杀伐声时，比他大了二十余岁的宋濂与刘伯温已被朱元璋聘至幕府参与机务。而比他小了二十余岁的方孝孺则刚刚出生，风声鹤唳、血雨腥风成为这位神童无可更换的生命营养。

姚广孝十四岁到四十四岁这三十年的事，史载甚少，只说他曾师从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余则语焉不详。可是那是天翻地覆的三十年，也是改朝换代的三十年。多少英雄人物在这三十年中起于草莽，与朱元璋年纪差不多的姚广孝，却在这三十年中平静度过。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姚广孝这样一位胸富韬略、智贯古今的人物来说，都是无法解释的奇迹。

在这种激浊扬清、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折期，只要机缘得当，三流人物也可叱咤风云，做出一流的事业。像姚广孝这样的一流人物，更应该是如鱼得水、如虎穿林。但是，这一时期的姚广孝，日子却非常平淡，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

暝色连群壑，孤舟促去程。

寒山惟塔在，古路断人行。

弱燕风停舞，残农雨罢耕。

惭同问津者，奔走去余生。

                        ——《次寒山》

万里携妻去，危亡恨昨非。

身应随地葬，魂拟故乡归。

天末人家少，云深鸟道微。

抗之不可得，徒自泪沾巾。

——《黄三谪钦州死于途次哀之以诗》

鸿雁池头落日低，倚筇吟望路东西。

云山尽处潮声歇，烟树阴边塔影迷。

江市有尘车过乱，野樵无约担归齐。

水禽飞断千林静，不觉随钟度远溪。

                               ——《江头暮归》

首诗，勾勒出战乱年代的萧瑟和凄清；第二首诗表现了动荡岁月中生离死别的哀恸；第三首诗凸显了乱世中超然物外的禅家心态。

人住世上，为世所用，叫风云际会，反之，叫生不逢时。元毁明兴的三十年，尽管英雄辈出，但这个时代不属于姚广孝，他仍只是披着一袭僧衣的“病虎”，在吟咏与参禅中打发漫长的岁月。

三、“王道”与“佛道”

大约在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下诏天下各寺院通儒的僧人来京入觐，经金陵大天界寺住持宗泐的推荐，姚广孝自苏州来到南京。《明史·姚广孝传》中记载此事：“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赐僧服还。”

为何朱元璋要特别召见通儒的和尚呢？这一点，姚广孝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新注演义序》一文中有记载：

当今圣天子诏令天下僧徒习通般若心经及金刚、楞枷，复诏取诸郡禅讲师僧会于大天界禅寺，校雠三经古注，一定其说。颁行天下，以广博持。于是天界住持宗泐等折表古注而释焉。

宗泐是朱元璋深为信赖的大和尚，正是由于宗泐的推荐，姚广孝才得以参加由朱元璋倡议的三经校注工程。这是姚广孝次为大明王朝做事。但做的还是和尚分内之事，即校注佛家经典。而且，他显然没有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第二年，三经校注完成，所有参加这项工程的和尚都赐僧服还山，姚广孝亦不例外，他有一首《京都送云海上人还山》可证此事：

朝辞魏阙返家林，秋丰江南尚绿阴。

钟阜云归山寺近，石城潮落海门深。

僧中不有兴亡事，世上宁存去住心。

此别似难期后会，且留茶座抚孤琴。

从诗中可以看出，辞别帝都，姚广孝心中有排遣不尽的惆怅。这位道衍和尚，深知“僧中不有兴亡事”，但他偏偏爱说的，就是天下兴亡。李白来到黄鹤楼，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是因为前有崔颢的题诗。姚广孝的“天下兴亡道不得”，是因为朱元璋没有问他。朱元璋在他面前“不问苍生问鬼神”，是因为朱元璋只把他当作一个诵经念佛的和尚。

姚广孝离开京师的这一年，正是宋濂乞求回家养老的那一年。此前一年，刘伯温则仓促返回故里遽然死去。这两年的南京，于不经意间，将这几位大明王朝的精英轻轻地剔除了。

姚广孝回到苏州太湖西山的海云院，在院中觅得一间小屋，取名莲华室。他日夕坐于其中，研习佛法。他有一篇《莲华室铭》，单道此事：

洪武九年春，衍奉旨还西山之海云院辟小室。奉弥陀画像于西隅。昕夕面之西称念，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而已名之曰莲华室焉……衍自少时知有弥陀教法，业深障重，虽发愿造修，或进而或退。兹年四十有八，死期将至，故痛自鞭策，要必往彼国莲花化生也。冀是花之有荣而无悴，因扁其室以自勉焉，乃为之铭……

从这篇短文中可以看出，姚广孝“奉旨还西山”后，内心受到的打击很大。刘秉忠碰到忽必烈后，先谈佛后论政，一拍即合。而朱元璋压根儿就没有和姚广孝谈论过政治。姚广孝感到自己苦等三十余年，仍无法行“王道”，于是下决心归于“佛道”。年满四十八岁的他，忽然感到死期将至了。他发愿要往佛国往生，变成一朵“有荣而无悴”的莲花。

但是，这位打算在莲华室中终老其身的和尚怎么知道，马上会有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等着他呢？

四、无愁应只为宾王

洪武十五年（1382）旧历八月初十，朱元璋的结发夫人马皇后病逝，享年五十一岁。马皇后与朱元璋是患难夫妻，为人贤惠，在朝野上下威望极高。她的死，让朱元璋流出了平生悲痛也是汹涌的泪水。他命令所有就藩的王子都赶回来吊孝。九月二十四日，马皇后在孝陵安葬。丧礼之后，各路亲王都要回到藩地，燕王朱棣在回返北京时，他的扈从中多了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姚广孝。

关于这件事，《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时诸王奔丧送葬毕，将还，上命各选僧一人侍从之国，为孝慈皇后修佛事。吴僧道衍，先以宗泐荐，名在燕府籍中。一见相契，燕王因奏请从行。道衍者，姚广孝僧名也。

关于燕王与姚广孝的次相见，明人札记中曾有记录，说是燕王乍一见到姚广孝其貌不扬，便生厌弃。姚广孝把燕王叫到一旁，耳语一句：“殿下若是带我前往北京，我将送一顶大白帽子给您戴。”这是一句隐语，“王”字头上加一个“白”字，即是“皇”字。朱棣听了这句话，当即同意带姚广孝回北京。

这种记载属于小说家言，不足为凭。但两人相见时，姚广孝已四十八岁，朱棣二十三岁。这样两代人的差距，燕王为何欣赏姚广孝，倒真是一个谜。

洪武十五年（1382）的十月一日，姚广孝跟随朱棣启程，乘船沿京杭大运河前往北京。上船后，姚广孝写了一首诗：

石头城下水茫茫，独上官船去远方。

食宿自怜同卫士，衣钵谁笑杂军装。

夜深多橹声摇月，晓冷孤桅影带霜。

历尽风波艰苦际，无愁应只为宾王。

比之六年前的“奉旨还西山”，姚广孝此时的心情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不再有那种“坐老菩提树，翻残贝叶经”的枯寂心境，而是不计艰苦，决心辅助燕王成就帝业。“无愁应只为宾王”七个字，透露了姚广孝心路的调适，以及对新环境、新生活的追求与期待。

五、出家人偏爱做兵家事

《明史·姚广孝传》载：

 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这是说姚广孝到北京后与朱棣相处的情况，寥寥数语，已将两人非同一般的关系描摹深刻。

关于燕王朱棣与侄儿建文帝争夺皇位的故事，我在《深愧渊明与孔明》一文中已经阐述。现在我要补充的是，发生在公元1399年至1402年这四年间的“靖难之役”，既是燕王与建文帝的对决，也是姚广孝与方孝孺的较量。治国忌诡，用兵忌直，而方孝孺恰恰不懂诡术，以治国之道来行军事。姚广孝则不然，他虽然尊崇儒家的方正，但他更懂得变通。用兵的人，不讲公正只讲输赢，不求道德只求成功。姚广孝不仅认识到这一点，更可以说，朱棣之所以横下心来取兵讨伐建文帝，与姚广孝的日夕撺掇不无关系。

姚广孝写过一首诗《送袁廷玉》：

昔游西崦喜随君，马上清吟思逸群。

早过道陵同蹋雪，暮栖梵刹共眠云。

泉头扫石琴三叠，谷口寻花酒半醺。

今日相逢又相别，到家毋惜寄音闻。

袁廷玉即袁珙。若以诗论，这算不得好诗，但这诗的背后

，却藏了一个表现姚广孝诈术的故事。

如果说洪武十五年到洪武三十一年（1382—1398）这十六年间，姚广孝住在北京做了些什么，可以说，除日常佛课之外，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鼓励朱棣造反，与侄儿建文帝争天下。

据说，朱棣起初对举兵之事犹豫不决，为了使其增强信心，姚广孝请来二十多年前在嵩山认识的老友袁珙，请他为燕王看相。朱棣混迹于一群大兵之中，袁珙一眼将他认出，并说出他有皇帝之命，年届四十三岁时将登大位，当一个垂诸后世的太平天子。

袁珙的话，对朱棣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信奉君权神授的说法。而一些神秘职业者，诸如从事相面、看风水、卜卦等的人，往往充当君与神之间的桥梁。袁珙所言，被朱棣看作吉祥的神示，这对他坚定信心大有裨益。

却说建文帝登基之后，便接受黄子澄的建议，实施削藩计划，即将朱元璋分封的各路亲王全都撤其爵禄或易地安置。这些亲王都是建文帝的叔叔。二十四位藩王中威胁者，首推燕王与秦王。但对这两个位高权重的亲王，建文帝却不敢轻易下手。他上任后仅三个月，就下旨削夺了周王的藩封，接着又先后逮捕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周王朱是朱棣的同母弟弟，削藩自他开始，可谓敲山震虎。朱棣心存恐惧，于是装病，躲在燕王府中不与外界接触，但暗中招兵买马，伺机反扑。

在这一期间，姚广孝是能够为朱棣出谋划策的人。朱棣对姚广孝，可谓言听计从。“靖难之役”发动之前，有两件事，或可一记。

件是朱棣已有心反抗建文帝，但仍担心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因为，建文帝毕竟是朱元璋亲自指定的接班人。中国人一向崇尚正统，身为藩王出兵反抗中央，难免有篡逆之嫌。当姚广孝劝朱棣尽管举兵时，朱棣说出自己的顾虑：“民心向彼，奈何？”姚广孝当即回答：“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在儒家看来，天道即民心，两者不可分。姚广孝此说乃兵家言，即不谈空道理，讲求实际效果。

第二件更表现了姚广孝的机智。据说燕王在北京起兵誓师时，忽然来了一阵大风雨，誓师广场后的燕王府檐瓦簌簌坠地。朱棣见此脸色大变，认为是不祥之兆。姚广孝生怕动摇军心，连忙站出来大声说道：“这是好兆头、大吉祥，飞龙在天，从以风雨。这说明燕王起兵是上顺天意。至于燕王府上的黑瓦坠地，更是上天示意，燕王的房子不再是黑瓦了，即将换成黄瓦。”黄瓦是皇宫专用瓦。姚广孝这是向将士们暗示，朱棣要当皇帝了。

六、大悲愿力因无尽

历史上将朱棣与朱允炆叔侄之间这场权力争夺战，称为“靖难之役”。朱棣称自己的部队为“靖难之师”。日后，他登上皇位大行赏封时，称受封的将士们为“靖难功臣”。我想，“靖难”二字，是朱棣强加给建文帝朱允炆的。这二字难以表达那场战争的真实性，但相沿成俗，更改似乎已无必要了。不过，“靖难”一词的发明，倒真是帮了朱棣的大忙。这一功劳，可能还得记在姚广孝名下。

三年多的战争，姚广孝因年事已高，不能随朱棣驰驱征战，他留在北京，辅佐世子朱高炽镇守后方，筹集粮草。但是，朱棣每有疑难，还是驰书相问。“靖难之役”中，几乎每一场重大的战役，都有姚广孝的谋划，他实际上担任了“靖难之师”的总参谋长。其重要性，可比拟于刘邦身边的张良以及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

战争初始，朱棣开局不利，两年多时间，南北二师互有胜负，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姚广孝的心情，一直随着战争的态势而起伏变化。在“靖难之役”的第二年重阳节，留守北京的姚广孝对局势担忧，写过一首《九日感怀》的诗：

八月中秋不玩月，九月九日不登山。

可怜时节梦中过，谁对黄花有笑颜。

中秋不玩月，重阳不登山，表露出姚广孝对战事的关切。他一生的政治抱负，都寄托在朱棣身上，若朱棣失败，他也必将身败名裂。此一时期，姚广孝已完全摒弃了释家心态。他写过《常山王庙二首》，明说常山王，实际上是说他自己：

倏然一衲久忘情，际遇元君喜有成。

不恤苍生涂炭苦，肯来尘世立功名。

征南筹幄岂寻常，功烈应封异姓王。

黄鹤不归人世变，庙前松柏饱风霜。

如果说第二首还沾一点常山王的边，首则完全是自况了。他认为他之所以重入尘世，乃因为拔除苍生涂炭之苦。常言说，出家人修山中法，芸芸众生修世间法，二者不可兼容。由释子而居庙堂的姚广孝，却认为两者是一回事，他在《题释迦佛出山相图》中指出：

六载功成便出山，顶旋螺髻耳金环。

大悲愿力因无尽，离世间还入世间。

在这里，姚广孝又拿释迦牟尼佛说事。认为佛家真正的大悲愿力，既在离世也在入世，因事流转，因人度化，应无定法。从中可以看出，姚广孝的嗜杀，在别的出家人看来，是孽障，可是姚广孝却认为，嗜杀是济世的方式，亦是普度众生的方式，这就是大悲愿力。

关于姚广孝在“靖难之役”中的功绩，《明史》是这样评价的：

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施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

七、一人当了三代帝王师

“靖难之役”，以朱棣胜利而告结束。建文帝身边的重臣，大都被祸酷烈，方孝孺更是被诛十族。而朱棣身边的人，则一个个骤登显贵。作为功臣，老和尚道衍在永乐二年（1404）四月以七十岁的高龄，被朱棣封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朱棣恢复其俗姓，赐名广孝，并且希望他脱掉袈裟、蓄起头发还俗，但姚广孝坚持不肯。朱棣赐给他一处大宅第和两名如花似玉的宫女，他也全都谢绝。但当了资善大夫，却免不了上朝，为了照顾朝廷的颜面，姚广孝还是身着一品官员的衣帽。退朝后，仍回到寺庙，卸下官袍换上僧衣。

帮助朱棣夺取政权当上皇帝，是姚广孝一生的事业。朱棣登基后，姚广孝便日渐淡出朝政。他被任命为太子少师的第二个月，朱棣便给姚广孝派了一个美差，让他到松江、嘉兴、苏州、湖州四州赈济。临行前，朱棣对姚广孝说了一席话：“人君一衣一饭都取自百姓、民产，怎么可以不体恤救济？君是父亲，民是儿子。作为儿子应当孝顺，作为父亲应该慈爱，各尽其道。少师前往，应体谅朕的苦心，不要为国家怜惜钱财。”

松、嘉、苏、湖四州，是姚广孝四十余年的禅游之地，亦是建文帝的根基，一些追随建文帝的大臣多诞生于此。这四个州的百姓对朱棣多生抵触。朱棣派姚广孝前来赈济，可谓煞费苦心。此前，他曾调广西参政陈瑛来京担任都御史，专管缉拿建文帝旧臣。陈瑛心狠手辣，短短几年制造冤案无数。如果说陈瑛恶事做尽，那么，朱棣便想让姚广孝回到家乡大行善举。拿着中央财政的钱到家乡赈济，爱给多少就给多少，爱给谁就给谁，拿着朝廷的钱收揽人心，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美的差事吗？这件事，可以视为朱棣对姚广孝尽心辅佐的回报。

永乐一朝，朱棣派给姚广孝的差事，除了这一件，还有三条可记：是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从永乐三年（1405）起，朱棣往来于南北二京，并多次带兵西北与鞑靼作战，治国事务交由太子处理，姚广孝协助。第二是永乐五年（1407）皇长孙朱瞻基入书房上学，朱棣命姚广孝担任侍讲、侍读。这种安排，让姚广孝实际上成为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代皇帝的老师。终明一代，姚广孝这样的殊荣，恐怕。第三，敕令姚广孝与刑部侍郎刘季篪、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三人督修《永乐大典》。

这三件差事，姚广孝都只是牵个头，负领导责任，各有一帮臣子尽心去做。所以说，永乐二年以后的姚广孝，又回到和尚的位置上，做一些出家人分内的事。这一期间，他写了一本在当世与后代都争议很大的小册子《道余录》。

八、拿二程、朱熹开涮

《道余录》这本书，是站在佛家立场上，对儒家的三位巨匠北宋二程与南宋朱熹的排佛学说大加挞伐。在《道余录》序言中，姚广孝言辞凌厉：

三先生因辅名教，惟以攘斥佛、老为心。太史公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古今共然，奚足怪乎！三先生既为斯文宗主，后学之师范，虽曰攘斥佛、老，必当据理至公无私，则人心服焉。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平，况宗其学者哉？

姚广孝虽然通儒，但其学问根基在佛老。儒佛之争，在宋元两朝，一直未曾停歇。虽然帝王信佛是多数，但在读书人特别是大儒那里，对佛持批判态度的不在少数。朱元璋建国后，虽然尊崇佛教，但亦推崇儒学。他亲定朱熹学说为儒学正宗，规定天下士子。朱子思想上宗二程。这三个人的学说风靡天下，姚广孝欲伸佛学，以他“嗜杀”的性格，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拿二程与朱熹开刀。他认为，二程遗著中有二十八条，朱熹语录中有二十一条，都是妄斥佛理，极为谬误，他遂逐条批驳，现摘录几则观其大概：

伊川先生曰：学佛者难吾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则无仆隶。不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所愿也，其不为尧舜是可贱也，故曰为仆隶。

逃虚曰：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圣人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知世间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伊川知此否？

晦庵先生因论释氏多有神异，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逃虚曰：神异一事，非但佛有之，至于天仙龙鬼，虽大小不同，亦皆有之。凡学佛者，当求安心法门，顿悟妙理为务。若真积力久，自然神通光明，非是显异惑人也。若言佛之神异为妖怪，朱子亦怪矣。

《道余录》的写作体例，是引用一段二程朱熹的原文，然后加上一段批驳。姚广孝释名道衍，另有一名叫逃虚子，这显然是道家的法号了。他站在释道的立场上批判儒学，而且口气苛严，犹如乡村私塾先生揪着蒙童的耳朵大声申斥。

《道余录》成书于永乐十年（1412），这一年姚广孝七十八岁。如此耆老尊宿，还有这样的凌云健笔，可见这老头子一是压抑得太久，二是愿力犹健。

《道余录》一经传出，立刻就引起轩然大波。江南的知识分子，不要说将朱熹奉若神明，就是对本朝的宋濂、方孝孺这样的大儒，亦奉之唯谨。虽然，这两个人都先后成为罪臣而受到贬谪或镇压，但在士人心目中，他们依旧是光鉴千古的人物。如今，姚广孝仗着朱棣这个后台，对二程与朱熹如此奚落嘲讽，这是绝不可饶恕的事情。

据说 ，《道余录》发表后，姚广孝迅速众叛亲离。他回到长洲老家，姐姐不肯见他，更不准他踏进家门。他折身去见当年的知己好友王宾。王老先生也赶紧躲避，不想在路上两人相遇，王老先生一边趋避，一面摇着手喊道：“和尚误矣，和尚误矣！”

位极人臣，身为三代帝王师的姚广孝，已是有家归不得了。他的悲剧不在于得罪了政统，而在于得罪了道统。

九、后的归宿

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初，姚广孝回到阔别十四年的北京。斯时，他已重病在身。尽管此时朱棣还没有下达迁都的诏令，但北京的紫禁城已经建造得差不多了，而且朱棣也选中万寿山来建造自己的陵寝。姚广孝觉得自己不宜厝骨江南，同朱棣一样，他已经把北京当作精神故乡。这是他一手策划的龙兴之地。魂归故里，归的不是长洲，而是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北京。

一到北京后，姚广孝仍住进庆寿寺，朱棣立即赶来探视。姚广孝一身僧衣，从床上下来勉强行礼，朱棣扶住他，知道老和尚将不久于人世，便问他：“少师，你有何吩咐？”姚广孝说：“陛下，老僧别无所求，只求一件事，请把溥洽放了。”溥洽是建文帝的剃度师，传说是他掩护建文帝逃走的。所以，朱棣找一个理由，将溥洽关了十六年。听到姚广孝为他求情，朱棣沉默了一会儿，答应了。

建文帝的老师是方孝孺，剃度师是溥洽。当年，姚广孝曾请求朱棣攻取南京后不要杀方孝孺，结果未能如愿。但这次却成功解救了溥洽。“嗜杀”的姚广孝，其实心中仍装着常人难以测度的大慈悲。

到京城不过二十余天，即永乐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在庆寿寺中圆寂，享年八十四岁。

听到这个噩耗，朱棣深为震悼，辍朝两日，他吩咐礼部遵从姚广孝的遗愿，以僧人的方式葬之。朱棣为之在房山县东北选造墓地，亲自撰写神道碑，并追赠他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这是文臣能够得到的荣誉。

姚广孝究竟是火化还是棺葬，史书没有记载。更不知道如果是火化，他的肉身是否能烧出五彩斑斓的舍利来。

                                         2009年2月24日夜于闲庐

书籍介绍

何谓“帝王师”？顾名思义就是皇帝的老师。明朝帝王师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他们一般先做太子的老师，凡入选者，时人便以“储相”待之。一旦老皇帝驾崩，继位的太子一般都会启用自己的老师，让他们进入权力中枢——内阁，担当辅臣乃至首辅。因此，明朝帝王师不可简单以教师身份看待。他们更是各个时期重要的政治家与国务活动家，其学术思想、政治观点以及处事方法，不仅影响到皇帝，更影响到明朝的治国方略。“帝师”一旦成为“首辅”，“学问”就能够转化为“管理”，这就是一种权利的获得。

帝王与帝师的关系如何？他们既是君臣、主仆，又是师生与少长。在专制王朝时代，知识永远是权力的附庸。明朝的帝师们，虽然没有以知识取祸，但在成为内阁辅臣之后，往往与其当皇帝的学生政见不合而导致悲剧，轻者见弃，重者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说，帝王师在明代，既是一个最显赫的职业，亦是一个最高危的人群。

历史总有相似之处。本书作者熊召政，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潜心研究，在众多史籍中钩沉索引中选定15位颇具代表性的明朝帝王师，对他们的升沉际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鞭辟入里的剖析。通过他们的升沉际遇，不仅可以看到276年明朝历史的发展轨迹，也可以通过改革家的选择与取舍来体会明朝官场的“铁血”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