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全二册）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国富论》是一部将经济学、政治理论、哲学、历史和经济实践活动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书，一部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敏感见识的人所写的书。《国富论》系统分析了国民财富产生、分配与持续运转的内在规律，围绕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整体描述。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被誉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第一章 祭典

第二章 良宵

第三章 花晨

第四章 星狱

第五章 灵泉

番外篇 晓月微明

番外篇 晨曦将尽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14岁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并对经济学产生兴趣。17岁时转入牛津大学。毕业后，1748年到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与文学。1764年他辞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一职。担任私人教师，并到欧洲旅行，结识了伏尔泰等名流，这些对他有很大影响。1767年他辞职，回家乡写作《国富论》。《国富论》这部著作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堪称西方经济学界的“圣经”。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经济学著作现在作为书跻身于普通读书人书架的或许真的不多，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无疑是、或无疑应该是其中之一。发表于一七七六年的这本巨著，现在仍被许多经济学大师推崇为经济学伟大的经典著作，同时，由于其语言通俗，论述明晰，实例生动，它也一直是后人进入经济学世界的启蒙读本。不仅如此，在经济理论的框架下，学识渊博、世事洞明的斯密还在书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知识和见解，包含了作者对人性、对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观察，可说是一种社会学式的、包罗万象的写作。因此，不仅不同的人读《国富论》会有不同的收获，而且读者往往会有意外收获。

在经济学领域，《国富论》是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之作。可以说，《国富论》为经济学确定了完整的架构。两百多年以来，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架构上做一些修补工作，完善、细化其分析。《国富论》书分五篇，用我们今天划分经济学学科门类的术语，斯密的论述结构如下：

篇包括：一、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即著名的分工学说；二、货币理论。他认为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分工，这与今天的货币理论很不相同；三、价值理论，即交易理论。因为分工必然需要交换，要理解分工，就必须理解交换的价值和价格；四、分配理论，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划分。斯密讨论分配问题的目的是弄清资本积累过程，因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决定因素无疑是收入之大小。

第二篇包括：一、资本理论。引人注目的是，斯密明确将人的才智和知识列为资本，现代经济学之人力资本理论红极一时，斯密是该理论之先声。二、货币、银行及信用理论；三、资本积累（包括储蓄的动机分析）；四、利率理论；五、资本的有效利用（已经阐释了资本不同运用途径之边际取舍原则）。

第三篇包括：一、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长期趋势。包括农业、工业、商业的渐次演进，欧洲及世界各国经济制度之演变。斯密著名的分成租佃无效率论断即在这一篇有详细分析。对于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而言，斯密对各国经济制度演进的分析仍具有重大价值。

第四篇详尽讨论了斯密之前和他同时代的各种经济学说，包括：一、重商主义学说之谬误。二、对各种政府管制措施之详尽分析（包括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如关税、奖金、贸易同盟等等）。三、殖民地理论，包括对各种特权和垄断的精彩分析。四、重农学派之精髓及其与重商主义之比较。五、自由经济学说和自由经济体系理论。斯密在这一篇中提出了“自由放任”的主张，并以此成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

第五篇的主题是政府的职能范围以及政府如何履行其职能。包括：一、财政理论。二、政府职能范围及其如何履行（包括行政、司法、立法、军队等多层次的详尽讨论）。

可见，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几乎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说经济学的全部，是一个逻辑井然、前后一贯的体系，其基本主题是国民财富的来源和增长。今天，《国富论》中的许多学说虽已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所突破，但斯密所确立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影响深远，他富有预见性的洞察和诸多明确、实用的见解也总能引起后人的重新思考。

在另一方面，正因为斯密写的是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而且当时的学术又极大地依赖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归纳，所以他不得不尽力分析和交代他所论述的事物的来龙去脉，因此《国富论》也具备了历史著作的丰富内容。在经济学各主题下，并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斯密的论述运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涵盖了劳动史、货币史、银行史、制度史、贸易史、教会史、教育史、哲学史、军队史、殖民地史等诸多社会历史领域，这些如今或许要被分门别类的领域，在斯密那里还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且，对这些复杂的论述对象，斯密往往有着清晰明了的透彻分析。只是通过常识性的眼光和判断，有时再加上详尽的统计数据，他就使自己的论点具备了强大的说服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斯密之经济分析有直探事物本质的千钧之力。……他的分析工具或许显得原始粗糙，但他运用分析工具的本领超一流。”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分析，作为道德哲学和经济哲学教授，同时在文学、修辞学、法学、语言学和科学等学科都有深厚造诣的斯密在每一个社会领域都有着出色的智慧和理解力。因此，《国富论》作为经典文化名著，具有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厚魅力。在斯密之后，要另起炉灶再写一部如此完备、如此广博的经济学著作或许已经是不可能。

通常说，写《国富论》的只是“半个”亚当·斯密，因为他还写下了另一部传世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并且与国富论的立论方向背道而驰。要了解一个完整的斯密，确实得关注他的两部著作之间的张力。斯密写作的时代，是英国市民社会与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都在经历一场大的变革。斯密的研究热情，正是在于解答以下问题，即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的正当性基础究竟落实在何处。简单地说，在后一方面，斯密信赖人的同情心和利他心（《道德情操论》），但在前一方面，与其说斯密认可人的自私心和利己心，不如说他信赖“自然（nature）”（《国富论》）。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既是他对经济秩序的深刻观察，也是他自己的信念。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在经济学的社会世界中窥测到了牛顿在天空的物质世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这不仅仅是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而且更重要的也是他关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基本思想：

“在政治实体（political body）之中，自然的智慧有充分的准备来修正人类的愚蠢和不公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正如它在人体之中修正人类的懒惰和放纵的不良后果那样。”

甚至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也相信自然能调和私利和共同利益的矛盾：

“因此，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我们是如此强烈的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我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把人类组织和人类群体看成自然有机体，信赖它的自我实现和更新的能力，这正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性思想，尽管斯密此时还没有使用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概念。这一思想在百余年后获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有力支持，并终改变了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使社会学得以发展成一门科学。可以说，面对现代社会，亚当·斯密是通过《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建造了理解生活世界的两根支柱，而在事实上《国富论》无疑更大程度成为后人解释世界和应付世界的依靠。

我国国内目前已有数个《国富论》的中译本。不过，我们在接受一个新译本的任务时，此书的卓越性和重要性也多少减轻了我们对重译的忐忑。孙善春负责本书、二、三篇的翻译，其中，同济大学英语系的顾思兼老师帮忙翻译了一部分；李春长负责翻译第四、五篇，并对全书做了修改和统一。斯密的论述有时一语中的，有时又显得不够精简，但为了保持作品的原貌，我们基本没有做删节，而不影响理解原文要旨的注释则从简。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避免了一些错译，在语句和段落衔接上则力求通顺晓畅，不留疑义，减少读者阅读的障碍。不过，亚当·斯密作为文体大师（他的著作在一些英语国家的英文系也是书），我们的译文实难与原文的老练相匹敌。错讹浅陋之处，首先应向这位伟大的作者致歉。也欢迎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

李春长

2006年10月

序论与本书计划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初供应他们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来源，这一来源总是由这种劳动的直接产品或以这种直接产品从他国换来的产品构成的。

因此相应的，一国国民需要的全部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的供应情况，要依这种直接产品或用它换来的产品与消费者人数的比例而定。

但在所有国家中，这个比例必然受到以下两种情况的调控：，国民在一般劳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和并不有用之劳动的人数的比例。在具体情况下，无论一国的土壤、气候或国土大小如何，该国每年物产供应的丰富或欠缺程度都要依靠这两种情况。

较之上述两种情况中的第二种情况，物产供应的丰富或欠缺程度更多地依赖种情况。在未开化的渔猎国家中，任何一个具备劳动能力的人都多多少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可能地努力辛劳，为自己、家庭成员以及部落中的老人、孩童或体弱而无法渔猎的人提供生活用品。然而，这些国家往往极其贫穷，以致他们有时不得不直接杀死幼儿、老人或长期病人，或者遗弃他们，任其死于饥饿或野兽之口。相反，在文明和繁荣的国家里，许多人根本不劳动，但他们之中很多人却可以比绝大多数劳动者消费十倍、甚至经常百倍的劳动产品。不过，整个社会的产品数量和品种极其丰富，所有的人都能得到充足的供应。就连级的贫困劳动者，只要他勤劳节俭，也能享受到比任何野蛮人可得的更多的生活用品。

劳动生产力这一进步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品在社会不同阶级的人们中间自然分配的顺序，构成了本书篇的主题。

不论任一具体国家的劳动力的实际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的实际状况如何，在该国持续期间，其每年物品供应的丰富或不足都必然取决于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这种劳动的人数之间的比例。以下将会述及，无论在哪里，有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都是同用来推动他们工作的资本数量及其运用的具体方式成比例的。

因此，第二篇将讨论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资本运行的不同方式所带动的不同劳动数量。

在劳动中所体现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方面发展到相当程度的国家，在对劳动的一般管理和指导中遵循了大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对其巨大的劳动产品量并不都是同样有利的。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业，另一些国家则特别支持城镇产业，而很少有一个国家能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产业。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的政策都比较有利于手工业、制造业和商业等城市产业而不利于农业。提出并确立这种政策的条件将在第三篇中予以说明。

或许这些不同的计划首先是某些阶层的人们出于私人利益和偏见而采用的，丝毫没有考虑或预见到它们对一般社会福利的后果，然而它们却促成了各种迥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中有一些特别强调城市产业的重要性，其他则特别强调农村产业的重要性。这些理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了学者的意见，而且也影响了君主与主权国家的公共行为。我力图在第四篇尽可能地详论这些理论，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与国家里产生的主要效果。

总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是要说明广大人民收入的组成部分，以及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供人民每年消费的财富的性质。第五篇即后一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我试图说明：，君主或国家的必要支出是什么，哪些支出应由全社会的赋税来支付，哪些应由社会某些特殊阶层或成员的赋税来支付；第二，对整个社会课税以供应整个社会支出的各种不同方法，以及各种方法的主要利弊是什么；第三，促使几乎所有现代政府以该岁入的一部分为担保发行公债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债券对实际财富、即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之年产品有何影响。

章 论劳动分工

劳动生产力的进步，以及劳动在任何地方的运用中体现的大部分的技能、熟练度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通过研究劳动分工在某些具体制造业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它在社会一般产业中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在某些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中劳动分工实施得细。可是这也许并不是因为小制造业真的比其他更大的制造业分工更细。在那些为少量需求作出供应的小制造业里的工人总数必定很少，不同工作部门的工人通常可以集中到同一个厂房中，同时受到观察者的注意。相反，大型制造业为大多数人供应巨大的需求，每一个工作部门都雇用大量的工人，无法被集中在同一个工厂之内，我们在同一时间地点几乎只能看到在一个小部门中所雇用的工人。因此，比起那些小制造业，这种制造业实际上分成了更多的部门，而分工却不是十分明显，因此较少被人注意。

所以我们且举一个微不足道的制造业为例，其劳动分工常常被人注意：制针业。即便再努力，一个没有业务经验且不会熟练使用机器（该机器之发明可能也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的工人，一天可能1枚针也造不出来，更不要说20枚了。按照这种制造业的运行方式，不仅全部工作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而且其中大部分部门也都分成专门的行业。一人抽丝，另一人拉直，第三人切断，第四人削尖，第五个人磨光以便安装针头，做针头就要求有两三道不同的操作，装针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刷白、甚至将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项专门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约分为18道工序。在一些工厂，这18道工序分由18个专门工人担任。当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两三种。我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厂，那里只雇用了10个人，有些人必须担任两三道不同的工序。他们虽然很穷，必要的机器不足，却能每天造针12英磅，每英磅有中等大小的针将近4000枚。因此，10个人每天能制针48000枚，就是说每人每天制针48000枚。如果他们全都独自分别工作，没有一个人受过专门训练，那他们每人每天肯定不能制造二十枚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这就是说，肯定不能完成他们现在由于适当分工和各种操作的结合所能完成的工作量的1/240，甚至连1/48000也不能完成。

在其他各种工艺和制造业中，劳动分工的效果也总是与这种小制造业一样，尽管它们之中的许多行业中的劳动不能如此细分，每项工序也不能简化到如此简单的程度。但是在每一种工艺中，只要劳动采用了分工，生产力就能取得相应的增长。各种不同行业和职业的各自分立也是这一好处的结果。产业与生产力的增加程度很高的国家，其各种行业的分立一般也极其细化。在野蛮社会中一人从事的工作，在进步社会中一般都由数人从事。在所有进步的社会，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业者也只是制造业者。而为生产任何一种完全的制造品所需要的劳动，却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合作完成。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生产亚麻和羊毛，到漂白和烫平麻布，后到呢绒的染色和整理都由不同的人担任。当然，农业的性质与制造业不同，不容许做那么细致的劳动分工，也不容许将一种工作同另一种截然分开。不可能把畜牧人的工作同谷农的工作彻底划分，像把木匠同铁匠普遍分开那样。纺纱工同织布工几乎总是由不同的人分担，而犁地、耙地、播种和收获则常常由同一个人进行；每年随季节重复着这些劳动，一个人不可能只专门从事一种劳动。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这就是它的生产力的提高总比不上制造业的主要原因。富强的国家在农业和制造业当然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的优越程度必定更远超过农业。富国的土地一般都管理得较好，在土地上投入的费用也比较多，农业产品也与土地面积、肥沃程度成正比。尽管生产量较大，但就比例而言，所得也不会大大超过所花的较大劳动量和费用。在农业方面，富国生产力虽然都比贫国生产力高一些，但不像制造业那样悬殊。因此，如果品质相同，富国谷物在市场上的售价一般不比贫国低廉多少。论富裕和进步的程度，波兰远不及法国，但波兰谷物的价格与品质同样优良的法国谷物同样低廉。法国也许比不上英格兰，但法国出产的谷物其品质和价格却大致和英格兰相同。然而，英格兰的谷田比法国耕种得好，法国的谷田比波兰耕种得好。贫国的农业管理尽管不及富国，但在品质及售价方面，贫国生产的谷物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但是在制造业上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富国的土壤、气候、位置都适宜制造业的情况下，贫国就无法与之竞争。法国绸比英格兰绸又好又便宜，就是因为至少在现在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条件下，织绸业不十分适合于英格兰，而更适合于法国气候。但英格兰的五金和粗毛织物却远胜于法国。就相同品质的物品来说，英格兰货在价格上比法国低廉许多。而波兰除了少数国家生存不可缺少的粗糙家庭制造业外，据说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劳动分工使得同样数量的人们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大大增加，这要归因于三种情况：，每一个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第二，节约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损耗的时间；第三，发明了很多的机器，便利和简化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

，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高势必增加他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的结果使每个人的工作简化成某种简单操作，并使这种操作成为劳动者终生从事的职业，也必然大大提高他的熟练程度。一个普通铁匠习惯使用锤子，但对于制造钉子很陌生，如果有必要让他试着去做，我相信他一天做不出二三百枚钉子来，而且做出来的也是劣质品。即使惯于制钉的铁匠，如果不以制钉为主业，哪怕竭力工作，每人每天也制造不出800枚或1000枚钉子。我曾见过几个不满20岁的专业制钉工人，努力工作时每人每日能制造2300多枚。然而制钉绝不是简单的操作。如果只有一个人完成整个过程，他必须承担鼓炉、调火、烧铁、挥锤、打制，在打制钉头时还得调换工具。相比较而言，制扣针和制金属纽扣所需的操作要简单一些。而终生以此为职业的人熟练程度通常也高得多。因此，在这样的制造业中，有些操作迅速得简直难以置信，若非亲眼见过，谁也不会相信人手可以干得如此快速。

第二，从节约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所丧失的时间中所得来的好处，比我们乍看之下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工人不可能从一种工作很快地转到另一种在不同地点、使用不同工具的工作。一个农村织布匠如果同时耕种一小块土地，他必须从织布机转换到田野，又从田野转换到织布机，这必然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如果两种工作能在同一地点进行，损失的时间无疑要少得多。但即使在同一地点场合，效果也是很差的。一个人把他的手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时一般都要闲上片刻，当他开始新的工作时也很少能全神贯注的，犹如人们所说的，他心不在焉，注意力并不集中在工作上，情愿干些无用之事，也不去干正经工作。如果一个农村劳力每隔半个小时就得改变工作，每天几乎要干20种活儿，他必然会养成闲荡和漫不经心的习惯，总是懒懒散散，就算紧迫的情况下也不会让他全神贯注。因此，除了熟练方面的欠缺，单是这个原因也必然大大减少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即后一点，我们肯定都知道，应用适当的机器能在多大程度上简化和方便劳动。这就不必举例了。使劳动得以如此便利和简化的发明初似乎都是劳动分工所致。当一个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单一目标、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时，他们就有可能更容易、更迅捷地达到目的。由于劳动分工，每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某个非常简单的目的上。因此，我们自然可以预期，从事每一个具体劳动的劳动者中总会有某些人不久就会找出比较容易和迅速的方法去完成工作，只要工作的性质容许做出这种改进。在劳动分工细的制造业，大部分使用的机器初都是普通工人发明的，他们每个人都从事非常简单的操作，自然要用心去找出完成工作的迅捷方法。参观这些制造业的人常常会看到一些非常精巧的机器，它们是工人们发明出来便利和简化工作的。初使用蒸汽机时，工厂常常雇用一个男孩，他在活塞上升或下降时负责打开或关闭汽锅与汽缸之间的通道。一个贪玩的孩子注意到如果用绳子把开闭通道活门的柄系在机器的另一部分上，活门就能自动开闭而不需要他的看管，他就可以和伙伴自由玩耍。自从这种机器发明以来，的改进之一就这样由一个想节约自己劳动的孩子发现了。

然而，机器改良绝不是全由那些有机会使用机器的人发明的。当制造机器成为一个专门行业的时候，许多改进都来自机器制造者的聪明才智，也有些改进是出于所谓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才智，他们的职业不是做某一件事情，而是观察每一件事情——他们常常能把相距极远和极不相同之物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哲学家或思想家也像每一种其他职业那样，变成了某一类公民主要的或的行业和职业。像每一种其他的行业或职业一样，哲学也能细分成很多不同的分支，兴趣不同的哲学家可以在其中找到不同的职业。而哲学行业的细分也像每一种其他行业一样提高了熟练程度，节约了时间。每一个人都变得对他自己那个特殊部分的工作更加在行，就整体而言也就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而用科学手法作统计的工作量也由此大大增加。

在治理良好的社会，分工使得各种行业的产量倍增，普遍的富裕可以惠及底层的劳苦大众。除满足自身需要以外，一种产品的制造者还有大量产品可以出卖，另外一种产品的制作者的境况也基本相同。如果需要，每个劳动者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者生产的大量产物，或换得与产品等值的货币。他能充分供给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自身所需的，也能得到别人的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也就普遍富裕起来。

在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如果看一下普通的工匠使用的生活用品，你会知道，为了使人们能享用它，必须贡献自己工作的一小部分（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的人多得不可胜数。例如，尽管看起来很粗糙，工人穿的毛织品上衣也是大量工人一起劳动的结果。牧羊人、选毛人、梳毛人、染工、梳理工、纺工、织工、蒸洗工、缝纫工和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必须结合他们不同的手艺才能完成这种很常见的产品。此外，把材料运输到遥远的地方需要有多少运输从业者啊！需要多少商业和航运，需要多少造船人、航海人、制帆人、制绳人，以便把染匠所使用的不同染料运到一起——这些染料常常来自世界各个遥远的角落！可见为生产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需要经过多少种类繁多的劳动！且不谈如航海人的船舶、磨坊工的磨坊，或是织布匠的织机那些复杂的机器，我们只来看看牧羊人用来剪羊毛的剪刀这一非常简单的机械，它的产生就需要各种不同的劳动。采矿工、熔炉制造工、伐木工、烧炭工、造砖人、泥水匠、炉工、铁铺的设计与建筑者、锻工、铁匠……必须把他们的不同手艺结合起来，才能生产出剪刀。假如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考察剪羊毛工人的衣着和家用器具，他贴身穿的粗麻衬衫、他脚上穿的鞋、睡的床以及床的所有不同部件，他准备膳食的厨房和炉灶，烧饭用的煤炭（这或许是通过遥远的海路或者陆路运来的），他厨房中所有的器皿，餐桌上所有的用具比如刀叉，用来盛饭菜的陶瓷和锡盘，他吃的面包喝的啤酒，抵御风雨、保持屋内温暖、照明房屋的玻璃窗户、发明玻璃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艺（没有玻璃，在世界北方地区生活的人们就不可能拥有非常舒适的住所），连同生产这些便利品中所使用的所有工具。哎呀，假如我们考察一下所有这些物品，看看每一种物品要使用多少不同的劳动，我们就会明白，没有成千上万人的互助和合作，一个文明社会中卑贱的工人也不可能得到他简易的生活用品，即使根据我们的虚假想象他们是可以得到的。同富贵人家的极度奢侈相比，他们的生活用品无疑极其简单而平常，然而以下说法也许是真的，即一个欧洲君主的生活用品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的生活用品，但是其超过程度却也比不上这农民的生活用品超过许多非洲君主的程度——这些君主可是数以万计赤裸野蛮人的生命与自由的主宰。

第二章 论造成分工的原因 

劳动分工有诸多好处，可是它初却并不是由于人类智慧的结果，不是由于智慧预见到它可以带来普遍的富裕。它是人类某种倾向非常缓慢的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倾向没有很强的功利性，而只是以物易物、以货换货和用某种东西交换另一种东西。

这种倾向是不是人性中一种无法深入解释的根本原则，或者更有可能是理性和语言出现的必然结果，这都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倾向，而动物就不懂交换或其他任何种类的契约。两只猎犬追逐同一只兔子，有时似乎在互相帮忙，每一只狗都把兔子赶向它的同伴，或在同伴把兔子赶向它时力图拦截。然而这并不是任何契约的效果，而只是在某个时候同一目标欲望的偶然一致。没有人看到过两只狗用两根骨头进行有意识的公平交换。没有人看到过一只动物通过姿势或嚎叫向另一只动物表示：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交换那个。当一只动物想要从人或另一只动物那里得到什么东西时，它除了获得对方的好感之外，没有其他的劝诱手段。一只小狗向母狗摇尾乞怜，一只长毛垂耳狗做出千般姿态吸引餐桌上主人的注意以得到食物。人有时对他的同胞也使用相同的手腕，百般奴颜婢膝、阿谀奉承，企图博得对方欢心。可是他不是每一次都这样去做的。只要在文明社会生活，他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大量的合作和别人的帮助，虽然他的整个一生中也许交不上几个朋友。在动物世界，每一个体到成年时都是全然独立的，不需要别的动物的帮助。但是人总是需要其他同胞的帮助，而单凭别人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帮助的。如果激发别人的自利之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他们自己是有好处的，他才更有可能如愿以偿。任何想与他人做买卖的人都是这样行事的。给我所需，你也得到所需，这就是每项交易的意义，我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自己所需的绝大部分帮助的。我们得到自己的食物并不是由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我们从来不谈自己的需要，而只谈对他们的好处。除了乞丐之外，没有人完全依靠同胞们的好心来生活。即使乞丐也不完全依靠他人的仁慈。虽然乐善好施者的施舍为乞丐提供了全部的生存资源，但是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地满足他的需要。他的大部分日常需要是通过和其他人同样的方式去满足的，即通过契约、交换和购买。他用别人施舍的钱去购买食物，用别人给他的旧衣服去交换其他更合身的旧衣服，或者是住所、食物或钱，用这些他又能随意购买食物、衣服或住所。

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互相取得的，而初造成劳动分工的也正是这一互相交换的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善于制造弓矢的人常拿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慢慢他发现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不如与猎人交换更方便。这样他便成为武器制造者。又比如，另外一个人能把小茅屋或可移动房屋的框架和屋顶建造得又快又好，就往往被人请去建造房屋，得到家畜和野兽的肉作回报。他也渐渐发现，如果全心全意从事这一工作自己便能从中获利，这样他就成为一个建筑工人。同样，有的人成为铁匠或铜匠，有人成为硝皮匠或制革匠，毛皮皮革是野蛮人类初的主要衣料。这样，人们都一定能够用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别人剩余的劳动产品。这就鼓励每个人投身于专门职业，并为之培养和完善各自的天赋之才。

实际上，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小得多。对成年人来说，使人们从事不同职业的不同才能与其说是劳动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两个迥异之人间的差异，例如哲学家与一个普通街头搬运工之间的差异，似乎并非由于天赋，而是由于习惯、风俗和教育造成的。在六岁或八岁之前，他们很可能非常相像，他们的父母或伙伴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显著的不同。随后不久，他们开始从事非常不同的职业。于是，才能的不同之处开始被他们自己意识到并逐渐扩大。直到后，哲学家的虚荣不肯承认他们之间任何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没有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彼此交换的倾向，每一个人就必须为自己筹办每一种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所有的人都要履行相同的责任，做相同的工作，这样就不可能有职业上的巨大差异和任何重大的才能差异出现。

就像造成了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才能的巨大差异一样，交换倾向也使得才能差异变得有用。许多被认为属于同一种类的动物，其天资的差异比起人们在未受到风俗和教育熏陶以前所表现出的差异要显著得多。在天资方面，一个哲学家的天赋同一个街道搬运工的天赋之差异远远不及猛犬之于猎犬，或猎犬之于长毛垂耳犬，或长毛垂耳犬之于牧羊犬的差异。可是这些动物虽然属于同一类，却对彼此没有任何用处。猛犬并不因猎犬的迅速、长毛垂耳犬的伶俐或是牧羊犬的驯良而有丝毫的改善。由于缺乏交易和交换的能力，这种天资和才能之间的差异不能变成一种共同的财富，使同种的动物得到较好的供应和便利。每一动物仍然不得不独自维护自己，丝毫得不到自然赋予它同伙的不同才能的好处。与之相反，在人类社会，不同的才能也都有益于彼此。通过互通有无与以物易物，人们各自发挥才能创造的产品变成了一种共同财富，每个人都可以从其他人创造的产品中购买到自己所需的任何产品。

第三章 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正如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如果市场太小，就没有谁会完全投身于一种专门的职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劳动产品来随意换得需要的别人的劳动产品。

有些种类的产业，哪怕低级，也只能在大城市而非别处进行。例如一个搬运夫在城市之外就找不到工作供给自己衣食。对他来说，一个村庄过于狭小，即使是集市也很少大到让他维持稳定的职业。在那些散布在苏格兰高地荒凉地带的独家住宅或非常小的村落中，每一个农民必得为他和其家庭屠宰牲畜、烤面包和酿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能找到一个铁匠、木匠或泥水匠，在二十英里以内，更难找到另一个同行。离他们近的人家也必须到八英里或十英里之外。农民们必须学会为自己干大量的零活。在人口较多的国家，他们可以叫那些工匠来帮忙。乡村工人几乎到处都要干大体上使用同一种材料的所有不同行业。一个乡村的木匠要做以木材为原料的每一种工作，一个乡村铁匠要做以铁为原料的每一种工作。前者不仅是木匠，他还是细木工、家具制造人、雕刻工、车轮制造者、耕犁制造者以及手推车和四轮马车的制造者。后者的行业更加是多种多样。比如，在位于苏格兰高地的穷乡僻壤没有制钉这一行业。专业制钉工人每天能造1000枚铁钉，一年工作300天，按照这种速度，他每年能造300000枚铁钉。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售出1000枚铁钉，即全年中一天的工作量。

水运为每一种行业开辟了陆运无法单独完成的且更加广大的市场。因此在海岸和在通航河道的两岸，各种产业开始自然而然地分工并不断得到改进。但是常常要等待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些改进才能推广到一国的内地。一部由两个人驾驭、八匹马拉的宽轮运货马车，在大约六个星期之后才能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将近四吨货物。大约在同一时间内，一艘由六人或八人驾驶的轮船却可以在伦敦和利斯两个港口间来回运送两百吨货物。可见，借助水运，在同一时间内，六个或八个人可以在伦敦和爱丁堡之间来回运送由100人驾驭、400匹马拉动的20部宽轮运货马车所能运送的同样多的货物。因此，用伦敦至爱丁堡廉价的陆运所能运输的二百吨货物就要开支100个人三个星期的生活费，以及与这种生活费大体相等的400匹马和50部大车的损耗费。而水路运载的同一数量的货物，却只需开支六个或八个人的生活费、一艘载重200吨船只的损耗以及陆运和海运保险之间的差额。所以，如果两地间只有陆运没有水运，那么除了那些重量不大而价格很高的货物，其他的货物便不能由一地运至另一地了。受其制约，两地间的商业就会只存在有水运的情况下的一小部分，而这两地对彼此产业发展提供的便利也就只是如今的一小部分，而世界各地之间就不可能有多少商业存在，甚至根本没有。在伦敦与加尔各答之间，什么货物才能负担得起陆地运输的开支？即使有，又如何使其安全通过众多野蛮民族的领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个都市现在就进行着大规模的贸易，相互提供市场，并可大大促进彼此的产业发展。

所以，由于水运的好处巨大，工艺和产业的改良都在水运便利的地方开始就是很自然的了。这种改良总要隔很久才能普及到内地。由于离河海太远，在很长时间内，内地只能在邻近地方销售其大部分产品，而不能运到很远的地方。因此，在长时间内，该国的市场范围必定也只能和邻近地方的财富与人口成比例，其改良也总落后于临海临河国家和地区。我们在北美殖民地所开发的大种植园都沿着海岸和河岸延伸，很少扩展到离海岸或通航河道很远的地区。

根据翔实的记载，先开化的国家就是那些地中海海湾各国。地中海是世界内陆海，没有潮汐，如果没有风则波澜不兴，再加上岛屿繁多，离岸很近，对于世界早期航海事业极为有利。那时由于还不知道有指南针，人们不敢离开海岸太远，又由于造船技术还不高明，人们不敢在惊涛骇浪中航行。在古代，航过直布罗陀海峡被长期看成是不可思议的、危险的航行伟绩。就连当时以造船航海事业著名的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也是过了许久才敢尝试。而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有他们才敢做此尝试。

在地中海沿岸各国中，埃及的农业和制造业似乎都取得了重大开发与改良。北埃及的繁华地带都分布在尼罗河两岸数里内。尼罗河在南埃及的部分发展成了无数大大小小、分布全境的支流，只要略加整修，这些支流不但可在境内各大都市，而且可在各重要村落甚至在村野农家之间形成便利的水上交通网。这种情形与今日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和麦斯河一样。如此广泛和便利的内陆航运正是埃及早期得以改进的原因。

在东印度的孟加拉国各省和中国东部的某些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进的历史也非常古老，虽然其古老的程度没有得到我们这一世界中人相信的历史权威的证实。在孟加拉国，恒河以及其他几条巨大河流形成了大量可以航行的河道，像尼罗河在埃及那样。在中国东部各省分布着几条大河，它们的各个支流形成了一个交错的河道网，为内陆航行提供了比尼罗河、恒河、甚至比两者加在一起更为广泛的领域。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古埃及人、古印度人还是古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国的贸易，他们似乎全都从内陆航运获得其巨大财富。

非洲内陆、黑海和里海以北遥远的亚洲地区，古代的塞西亚、现今的鞑靼和西伯利亚，一直都处于野蛮落后的未开化状态，现在还是这样。鞑靼海是不能通航的冰洋，虽然也有若干世界著名大河流过鞑靼，却终因彼此距离很远而大大限制了商业和交通的发展。欧洲有波罗的海与亚得里亚海；欧亚之间有地中海与黑海；亚洲有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国及暹罗诸海湾，这些海湾把海运和河运连接起来。非洲没有这样的大内海，也没有大的港湾，境内诸大河又相隔太远，较大规模的内地航行很难实现。另外，一国虽有大河穿过，但支流很少，其下游和出海口又属他国，这也是它商业不能大规模盛行的原因，因为上游国能否到达海洋不是自己单独能决定的，而要受到下游国的限制。这就是多瑙河对于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各国作用甚微的原因。如果这三国家的任何一国独有该河流入黑海之前的流域，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和作用

当劳动分工完全确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产品就只能满足其需要的很小一部分了。他拿超出个人所需的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来交换自己需要的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以此满足自己的绝大部分需要。这样一来，每一个人都靠交换为生，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商人，而社会本身也可以说就变成了商业社会。

但在分工伊始，这种交换力量往往受到种种障碍。例如有人持有某种自己消费不了的商品，而另一个人所持有的这种物品却不够消费。这样，前者愿意出卖，后者乐于购买，但是如果后者没有前者想得到的物品，两者间的交换仍然不能实现。例如，屠户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肉放在店里，酿酒师和做面包的师傅都想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份，但如果他们除了各自的产品外别无所有，即只有酒和面包，而屠户已有足够的麦酒和面包，那么交易就无法完成了。屠户不能成为酿酒师和面包师傅的商人，酿酒师和面包师傅也不能成为屠户的顾客，这样就不能达到互相帮助。为了完成每一个交易，除自己的劳动产品外，聪明人还要随时携带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和任何人进行产品交换时都不会被拒绝。

为达此目的，人们先后想到并用过许多商品。据说原始社会曾把牲畜作为交换活动的通用媒介。虽然牲畜是非常不便的媒介，但我们却发现古代确实可以用牲畜交换各种物品。据荷马记载：迪奥米德的铠甲仅值9头牛，而格罗卡斯的铠甲却值100头。还有很多物品被作为媒介，例如阿比西尼亚以盐进行商业交易，印度沿海某些地方以某种贝壳为媒介，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鱼丁，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糖，有一些国家则用兽皮或皮革。据说，现在苏格兰某个乡村，还有工人会带着铁钉来买啤酒和面包。

然而，由于不可抗拒的理由，所有国家的人们都决定选用金属来完成这一职能。金属不仅能保存不受丝毫损失，也比任何东西更不容易损坏，而且还可以不受损失地分割成许多小块，又可以很容易地再把它们熔合起来。这种性质是任何其他同样耐久的商品所不具备的，而这种性质比起其他的任何性质来，使得金属更加适合作为商业和流通的工具。例如，想要购盐而又只有牲畜可以用来交换的人，必然不得不在同一个时候购入和一整头牛或一整头羊价值相等的盐。他不可能少购，因为他可以用来交换的牲畜不可能不受损失地分割。如果他想多购盐，由于同一原因，他就不得不购入两倍或三倍的数量，即相当于两三头牛或两三头羊的盐。反之，如果他用来交换的不是牛羊而是金属，他就可以很容易地按他当时需要的商品的精确数量，相应地支付一定金属。

各国为此目的使用的金属各不相同。古斯巴达人用铁，古罗马人用铜，而所有富裕的商业国都使用金和银。用作交换媒介的金属初似乎都是粗糙的条块状，未加任何印记，更没有经过铸造。普林尼援引古代历史家蒂米阿斯的话说，直到瑟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时代为止，罗马人还没有铸币，只用铜条来购买他们需要的所有物品。因此，这些粗糙的金属条就是当时的货币。

以这样粗陋的状态使用金属有两种极大的不便。是称量困难，第二是化验困难。如果使用比较粗糙的金属，发生一点误差关系不大，不需要称量。但是贵金属一旦在分量上有少许差异，在价值上便会发生很大的差异。若要正确称量这类金属，至少需备有极精确的砝码和天平。尤其金的称量更是一种精细的操作。如果买卖值一个法新的货物，一个穷人也需每次称量这一个法新的重量，人们就会觉得麻烦极了。化验金属的过程更是困难和烦琐。如果不把金属的一部分放在坩埚里，用适当的熔剂熔解，就不能得出十分可靠的结论。在铸币制度尚未建立以前，只有通过这种又困难又烦琐的检验，否则就很容易发生极大的欺骗和伤害。人们售卖货物的所得中可能混有许多粗劣贱的金属。为方便交易，避免此种弊端，促进各种工商业发展，发达国家都认为有必要在购买货物的特定金属上加盖印章。此即铸币制度和造币厂这种国家机构的起源。其性质类似于麻布呢绒检察官制度，检察官借此确定各种商品的数量与品质。

早盖在货币金属上的公印，其作用似乎仅仅是确定金属的品质或纯度。当初的刻印，很像现在银器和银条上所刻的纯度标记，如西班牙式标记在金块上刻印，只附在物件的一边，而不盖住金属的整个表面。它只确定金属的纯度而不是重量。据载，亚伯拉罕称了四百舍克勒的银子交给以弗仑，支付自己同意支付的麦比拉的田价。据说银子是当时商人通用的货币，它们用重量而不是按个数计算，就像现今的金条和银块。据说古代英格兰的撒克逊国王们的收入，不是用货币而是用实物即各种各样的食物和饮料来计算的。征服者威廉采用了用货币纳税的惯例。可是，这种货币在长时期内是按重量而不按个数计算的。

为了解决准确称量金属工作的麻烦和困难产生了铸币制度。铸币的两面完全覆盖印记，有时边缘也有印记，不仅用来确保金属的纯度，也用来确保它的重量。因此，这种铸币像现今那样按个数流通，省去了称量的麻烦。

这些铸币的名称，初是表示所含金属的重量或数量。在罗马铸币的瑟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时代，当时罗马币阿斯（As）或庞多（Pondo）包含一罗马磅的纯铜。它像我们的特洛伊磅一样，分为12盎司，每盎司包含十足的一盎司纯铜。在爱德华一世时代，每英镑包含1陶尔磅的一定纯度的白银。陶尔磅比罗马磅略重，比特洛伊磅轻。直到亨利八世第18年，英格兰造币厂才采用特洛伊磅。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法国货币利弗尔（Livre）含纯银一特鲁瓦磅。特鲁瓦是法国东北部香槟省的一个城市，欧洲各国人民时常出入它的市场，它影响很大，声誉很好，大家因此都熟悉并尊重这个有名市场所用的度量衡。从亚历山大一世到罗伯特·布鲁斯时代，苏格兰币每一镑都含有与一镑英币同重量同纯度的银。英格兰、法兰西和苏格兰的1便士货币初都含有十足1便士的白银，即1盎司的1/20，或1磅的1/240。先令初也是重量名称。当时亨利三世的法律规定：小麦1夸脱价值为20先令时，价值1个铜板的上等小麦面包应重12先令4便士。不同的是，先令对便士或先令对磅的比例似乎不像便士对磅的比例那么一致。法国古时的苏（Sou）或先令，在不同时间有5便士、12便士、20乃至40便士的不等。在古代撒克逊人的某一个时期，1先令似乎只含5便士，它含量的变化同邻国人即法兰克人的先令大抵类似。法国自查理曼大帝时代后，英格兰自征服者威廉一世时代以后，镑、先令或便士之间的比例，尽管没有多大变动，但它们各自的价值却变动很大。我相信，世界各国君主贪婪不公，背弃臣民的信任，把货币初所含金属的实际分量逐渐减少。到了罗马共和国后期，罗马的阿斯减到原来金属重量的1/24，含量名为1磅，实际只有0.5盎司。英格兰的镑和便士，现今价值大约相当于原值的1/3，苏格兰镑和便士，大约仅相当于原值的1/36，法国的镑和便士，大约仅相当于原值的1/56。很明显，通过这种办法，君王和国家就能以少于原来的银去偿还债务并履行各种契约。

当然，这只是表面如此。实质却是国家政府的债权人因此被剥夺了一部分应得的权利。政府必须允许国内一切其他债务人拥有和君王相等的特权，使得他们同样能以新的贬值币偿还货币改铸前借来的旧币金额。所以这种方法总是对债务人有利而有损于债权人，有些时候，这种措施在个人财产上造成的巨变比公共大灾祸所能造成的还要巨大普遍得多。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货币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变成了普遍的商业媒介，所有货物都用它来进行买卖或交换。

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人们在以货币交换货物或者货物交换货物时自然遵循哪些法则。这些法则决定了所谓的商品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

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它一方面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一方面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其他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称为使用价值，后者可称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或没有交换价值，相反，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或没有使用价值。例如，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为有用，但它不能购到任何东西，也不会有任何东西和它交换。反之，钻石没有什么用途，但常常能购到大量的其他货物。

为了更清楚地探讨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我将尽力说明以下三点：

，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是说，是什么构成了一切商品的真实价格。

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不同部分是什么。

第三，什么情况使某一部分或全部真实价格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换句话说，是什么原因阻碍了市场价格即商品市场价格，使之不能与其自然价格一致？

我将在以下三章尽可能详论这三个问题。在这方面我诚挚地乞求读者耐心和注意，请他耐心地考察看来看似不必要的烦琐细节。在我尽可能作出充分的解释以后，这些东西某种程度上或许仍然是暧昧不明的。我常常宁愿喋喋不休，以确保说得明明白白。但是，由于题目性质的抽象，在我可以阐明之前，晦涩难懂可能仍然有所难免。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即用劳动表示的商品价格与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

一个人是富还是穷，依他所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而定。但自从劳动分工完全确立以后，人们所需要的物品只有极小部分来自自己的劳动，绝大部分必须仰仗他人的劳动。所以，他的贫富状况必然依他所能支配的或能负担的他人劳动的数量而定。因此，对于占有某货物却不想自己消费而愿意用以交换其他货物的人来说，任何商品的价值就等于该商品能使他购得或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每件物品的真实价格，即它对于想要得到它的人的实际价值，就是为获得它所付出的辛苦和麻烦。对于已经得到并想处理它或用它来交换别的东西的人来说，每一件东西的实际所值，是他能为自己省去或转于别人的辛苦和麻烦。以货币购买物品或以货物交换物品，实质就是用劳动购买，就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取产品一样。我们拥有的货币或货物，使我们能够免除生产许多其他产品的辛苦。它们含有一定的劳动量，我们可以用它来交换当时被认为具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购买一切货物时付出的初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世间所有财富，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因此，对于拥有财富并愿用它交换新产品的人来说，财富价值正等于它使他们能够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

正如霍布斯先生所说，财富即权力。但是获得或继承了一宗巨大财产的人不一定就能获得或继承任何的政治权力，无论是在民事还是军事皆然。他的财产或许能使他有获得两者的手段，但是仅仅拥有财富并不一定能使他得到权力。财富给他带来的直接权力是购买力，一种对所有劳动或市场上所有劳动产品的支配能力。他的财产的多少与这种力量的大小完全成比例，就是说，财产的大小和他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他人劳动产品数量的多少成正比,。任何东西的交换价值，总是必须完全等于这物品带给其拥有者的这种力量。

但是，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商品的价值却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确定两种不同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常常非常困难。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并不能成为决定这一比例的因素，工作时所忍受的不同程度的艰苦和所运用的不同程度的智力也必须加以考虑。一个小时的艰难工作比两个小时的容易工作可能包含更多的劳动，或者说，比起普通的职业来，要花费十年才能学到的职业一个小时的操作比起前者一个月的勤劳可能包含更多的劳动。对于艰难程度或智力不可能找到任何精确的衡量方法。当然，在不同种类的劳动产品互相交换时，通常也对艰难程度或智力有相当的考虑。但这不是通过任何精确的尺度，而是通过市场上的讲价进行大体相当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已经足以使日常生意得以进行。

此外，商品更频繁地同其他商品而不是同劳动相交换，从而与其他商品而非劳动比较，因此，人们自然就以一种商品所能购得的另一种商品数量而非劳动量来衡量其交换价值，因为大多数人更加容易理解用一种具体商品的数量，而不是用劳动数量来表示的东西。前者看得见、摸得着，而后者则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虽然它可以充分被人理解，却全然不够自然和明显。

当物物交换已经停止、货币已成为商业的普遍媒介时，任何具体商品就更多是与货币而不是与别种商品交换。屠户需要面包或麦酒的时候，不是把牛肉或羊肉直接拿到面包店或酒店去交换，而是先把牛肉或羊肉拿到市场去换取货币，然后再用货币换取面包或麦酒。他售卖牛羊肉所得的货币量决定他后来所能购买的面包和麦酒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屠户在估计牛羊肉的交换价值时，自然就多用牛羊肉直接换来的货币量，而不是用牛羊肉间接换来的物品量即面包和麦酒量。我们说一磅家畜肉值三便士或四便士，比说一磅肉值三斤或四斤面包或值三夸脱或四夸脱麦酒更合适。所以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多用货币量计算，而很少或不用它能换得的劳动量或任何其他的商品量来计算了。

然而像其他每一种商品一样，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也时刻处于变动之中，时贱时贵，时易买时难购。特定数量的金银所能购到的劳动数量或所交换到的其他商品数量，总是随交换时所已知的矿藏的丰饶贫瘠情况转移。16世纪，美洲发现了丰富的矿藏，欧洲的金银价值就比原值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由于把矿藏从矿区送到市场所花费的劳动较少，所以当它们送到那里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也较少，这次金属价值的变动虽然或许是的，但根据历史记载，却也绝不是情况。作为数量的尺度，像一步之长、两臂之宽或一手所握之重这种不断变化的自然尺度，决不能作为衡量其他东西数量的精确尺度。因此，本身价值不断变化的一种商品也决不能成为其他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在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同等数量的劳动可以说是对劳动者来说具有同等的价值。按照他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状态、平均的技能和熟练程度，必然总是牺牲相同的安逸、自由和快乐。他所支付的价格也必然一样，不管他得到回报的货物数量如何。这种劳动所购到的货物数量可能时多时少，然而变动的是这些货物的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它的劳动价值。无论何时何地，凡是不易得到，或是要花费许多劳动才能得到的东西，价格就贵，凡是容易找到，或只花很少劳动就能得到的东西，价格就低。因此，只有本身价值不变的劳动才是终的真实标准，一切商品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地方都可以用它来衡量和比较。它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而货币只是其名义价格。

但是，虽然对劳动者来说，同等数量的劳动总是具有同等的价值，对于雇用劳动者的人来说，这价值却是时大时小。换言之，雇主购买劳动需要付出的货物是时多时少的。对他来说，劳动力的价格也同所有其他货物的价格一样是变化的。从他看来，劳动力有时贵一些，有时贱一些。其实，那只是货物时贵时贱些罢了。

所以，就通常意义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真实价格就是付出劳动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名义价格就是交换劳动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劳动者的贫富，劳动报酬的高低是与他的劳动的真实价格而非名义价格成比例的。

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的区分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有时在实践上也具有重大的作用。同一真实价格总是具有同一价值，但同一名义价格的价值，却常常因金银价值变化而差别极大。所以，当一个人要以永久租佃为条件售卖地产时，如果想要使地租的价值尽可能保持不变，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地租用一定数额的货币来规定。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可能使货币的价值发生变化：，同一面值铸币各时代所含金银分量不同而产生的变化；第二，同量金银在不同时候价值不相同而产生的变化。

君主和国家常常幻想，减少铸币所包含的纯金属的数量可以得到暂时的利益，但几乎没想到，增加这种数量会有好处。我有理由相信，每个国家铸币包含的金属数量几乎都是不断减少而非增加的。因此，这种变化几乎总是在降低货币地租的价值。

美洲矿藏的发现降低了欧洲金银的价值。虽说我不知道有任何根据，一般认为这种降低仍在逐渐发生，可能还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租不是用若干镑货币（例如，多少英镑）而是若干盎司纯银或某成色的银，货币地租的价值多半还是会降低而不是增加。

用谷物规定的地租比用货币更能保持地租的价值，即使在铸币面额未变之时，它也比货币地租更能保持原有价值。伊丽莎白第18年法律规定，国内各学院地租之三分之一必须要纳谷物，或按照当时近市场上的谷价折合货币。由谷物折合货币的地租，原来只占全部地租的三分之一，而据布勒克斯顿博士计算，现在的价值已普遍接近货币地租的两倍了。这样算来，各学院的货币地租必定已经减到原值的四分之一或其原值谷物的四分之一了。但是，自菲利普和玛丽当政迄今，英格兰铸币面额几乎毫无变化，同一数量的镑、先令或便士纯银含量几乎相同。因此，各学院货币地租价值的跌落完全是因为银价的下降。

如果银价下落，而且同一面额的铸币所含的纯银量又减少，损失就会更大。苏格兰的铸币面额比英格兰变化更大，而法国又大于苏格兰。这样，两国的古老地租以前具有很大的价值，现在却变得几乎一文不值。

在不同的时候，较之用同量的金银或任何其他商品，同等数量的劳动更可能用同等数量的谷物（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购得。所以，在不同时期里，等量谷物更可能保持几乎相同的真实价格。也就是说，持有谷物者更可能以等量谷物购买或支配他人的等量劳动。我只想说，等量谷物比等量其他商品更可能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因为等量谷物也不可能购买或支配相等的劳动量。我在后面将要说明，在不同时期，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或劳动的真实价格是大不相同的。劳动者所享有的生活资料，在进步发展的社会比停滞不前的社会充足，停滞不前的社会又比衰落中的社会充足。在某一时间内，谷物以外其他任何商品所能购得的劳动量必然相当于它当时所能购得的生活产品量。所以，用谷物规定的地租只受一定分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变动的影响。但以其他任何物品缴纳的地租，不但要受一定分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数量变化的影响，而且还要受这物品所能购换的谷物数量变化的影响。

不过应当注意，就逐世纪而论，谷物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化比货币地租小得多，但是就年而论却要大得多。我将在下面说明，劳动的货币价格并不逐年随谷物的货币价格升降，它似乎并不和谷物的暂时或偶然价格适应，而是与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相适应。我们后面也要谈到，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受银价、银矿出产额以及送到市场所必须使用的劳动量的支配，也受所必须消费的谷物量的支配。但是白银的价值，虽然有时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变动很大，从一年到一年却变动不大，在半个甚至一个世纪中也常常不变或者几乎不变。所以，在这么长的时期内，谷物也具有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平均或普通货币价格。如果社会的其他方面全无变动或大体不变，劳动也会保持同样的货币价格。可是，谷物的暂时或偶然价格今年比去年高上一倍司空见惯。比如，今年每夸脱25先令，明年涨至50先令。也就是说，当谷物涨至每夸脱50先令时，谷物地租的名义价值和真实价值就比以前高出一倍，即所支配的劳动量或其他货物量多一倍。在这些变化中，劳动和大多数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都依然不变。

因此，只有劳动才是

在线阅读地址：国富论（全二册）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国富论（全二册）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国富论（全二册）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编辑推荐

1.一部在任何时代都被经济学家推崇备至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的百科全书！

《国富论》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著作之一，影响人类文化进程的百部经典之一，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极大的经济学译著！亚当·斯密有强大的分析能力和非凡的综合能力，他能按照新的、引入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他的思想不仅对经济学和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直至今天仍影响着人类的整个生活环境！

2.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著作之一！与《资本论》同为人类的智慧宝典！不读《国富论》，枉谈经济学！

《国富论》对英国资本主义、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次将市场比作“看不见的手”。几百年来，“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市场的代名词！

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保护神”。亚当•斯密曾被无数次的引用和解读。为了真正理解他的经济思想之原貌和全貌，每一个人都应该读一读《国富论》！

3.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思盛赞此书！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都赞不绝口的传世佳作！

《国富论》的出版不仅在英国本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欧洲和美洲大陆也引起了大众的广泛讨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更直言：“不读《国富论》就不知道怎样才叫‘利己’。”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思盛赞亚当·斯密“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4.无删节完整收录，全新装帧，极具典藏价值。

圆脊精装双封面，内置书签带，阅读更便捷。

媒体评论

不读《国富论》就不知道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弗里德曼

亚当·斯密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中的贡献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事实上，总的来看他的著作就是很好的榜样，加之他对这门科学完善的、系统的论述，更增加了其重要性。

——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  约瑟夫·熊彼特度

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为某种整体。他*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德国思想家 马克思

从*终效果来看，《国富论》也许是迄今为止超级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

——英国历史学家  巴克勒

书籍介绍

我是神钥.艾列齐修格.来栖守，是太阳的少年。

她是津君.阿萨德斯.绮罗羽，是月亮的少女。

有些时候，我清晨醒来，会恍惚觉得那场劫难从未发生过。因为村庄的朝阳从我的窗前流泻进来，还有我窗框上爬的常春藤和牵牛花都完全没有变化。

牵牛花和古代宫廷文学里的朝颜花，我一直没分清两者的区别。我家窗框上爬的可能就是朝颜，有时候我醒的过早，就能看到它带着晨露的花苞随着日出缓缓绽放。这场景魅惑诱人，本来想要早起练剑（其实还是挥舞棍棒）的我，在一种昏昏情思之下，再一次陷入梦甜之乡。这一睡，往往就是一个上午过去了。我懒洋洋地推开门窗，就会看到津君在晾晒衣物或者艾欧缇路在居心叵测地和津君搭讪。看到我，艾欧缇路会嘲讽我；津君则会友善地一笑，照亮了我的整个天空……

回忆到这里，我就会发现，所谓的什么没有发生，只是我的幻想罢了。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