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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述了永嘉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包括其学之兴起、转变乃至衰歇的情形与缘由；重点则在于绍述、阐发各阶段代表人物之传略及其学术思想，计有北宋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沈躬行、赵霄、张辉、蒋元中）、南宋郑氏兄弟（郑伯熊、郑伯英）和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继而类分为南宋末年、明末清初、清道咸同光及民国以降四期，各举其信而有征之实例，论述永嘉学派诸子学术思想之影响。后，本书以结论指出：永嘉之学所讲，重在“经世致用”之实事实功之建立，与宋学各派所讲“内圣外王”立场虽未必尽同，然其欲拯斯民于水火而同登于衽席之上者，目标其实一致。书末有附录三种，除参考书目举要外，另有宋永嘉学派诸子生平著述年表与著述考略，以为有志于考索永嘉学术者之助。

序

章  绪论

第二章  宋永嘉学派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006

节  永嘉学术之先导/006

第二节  永嘉学派之流衍/010

第三节  永嘉学派之衰竭/021

第三章  元丰九先生之学术思想/026

节  周行己/026

  一  传略/026

  二  学术思想/027

第二节  许景衡/044

  一  传略/044

  二  学术思想/046

第三节  刘安节/055

  一  传略/055

  二  学术思想/057

第四节  刘安上/066

  一  传略/066

  二  学术思想/069

第五节  戴述/073

第六节  沈躬行/074

第七节  赵霄/074

第八节  张辉/075

第九节  蒋元中/075

第四章  郑氏兄弟之学术思想/076

节  郑伯熊/076

  一  传略/076

  二  学术思想/077

第二节  郑伯英/083

第五章  薛季宣之学术思想/085

  一  传略/085

  二  学术思想/089

第六章  陈傅良之学术思想/122

  一  传略/122

  二  学术思想/125

第七章  叶适之学术思想/151

  一  传略/151

  二  学术思想/156

第八章  宋永嘉学派学术思想之影响/218

节  南宋末年期/218

第二节  明末清初期——有清乾、嘉期附/219

  一  顾炎武/220

  二  黄宗羲/220

  三  颜元/221

  四  万斯同  全祖望  章学诚  邵晋涵/223

第三节  有清道、咸、同、光期/224

第四节  民国以来/226

第九章  结论/228

附录一  宋永嘉学派诸子生平著述年表/231

附录二  宋永嘉学派诸子著述考略/287

附录三  参考书目举要/326

后记/335

董金裕，男，1945 年出生，台湾省苗栗县人。台湾师范大学学士，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博士。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长、教务长，《孔孟月刊》《孔孟学报》主编，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等职。现任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台湾古籍保护学会会长等职。著有专书十余本、论文二百余篇。为2015 年世界儒学大会孔子文化奖得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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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概述永嘉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包括其学之兴起、转变乃至衰歇的情形与缘由。

重点介绍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沈躬行、赵霄、张辉、蒋元中），南宋郑氏郑伯熊、郑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代表人物之传略及学术思想。

分南宋末年、明末清初、清道咸同光及民国以降四期，论述永嘉学派诸子学术思想之影响。

指出永嘉之学与宋学各派 “内圣外王”立场虽未必尽同，然其欲拯斯民于水火而同登于衽席之上者，目标其实一致。

书末附录宋永嘉学派诸子生平著述年表与著述考略，极具文献价值。

书摘插图

宋代学术，要以理学称大宗，其学倡自北宋周、张、二程，以迄南宋之朱、陆，而达其展演之高峰，“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宋史》四百二十七《道学传》序）。惟自有清乾、嘉以来，汉学递兴，学者渐以非毁宋儒为能，于性理之学未免贬之太甚，善乎阮元之言曰：“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清史稿·儒林传》序）汉儒宋师，盖本《周礼·太宰》九两，师以贤得民，儒以道艺得民而为言，立言可谓平允。顾天下学术，传衍既久，要不能无弊，夫理学家既以为道在人心，理备天地万物，但能穷天地万物，以合于我心之灵觉，即谓之道，于是遂不免“以孝悌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窈远之地”（《十驾斋养新录》十八《清谈》），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髦，弃之若土苴，从此心性事功分为二道，儒林道学判若两途。虽云道学家于国计民生非不措意，然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相对而愈淡，故程朱诸子诚为宋学极轨，而徒众既广，流派益多，浸假而至于举一切福国利民之事而弗道，以为诚正当讲，治平可略，甚者侈言心性，猎取语录中一二语，以相标尚，抑又何异于江左之清谈耶？而值国家多难，民生凋敝之秋，似此行径，自为有识之士所不满。章学诚谓：“宋儒之学，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明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文史通义》外篇《家书五》）于是永嘉诸子遂起而绳弊矫偏，致力于古今成败、典章制度之考索，以期见之实事实功，有补于国计民生，故黄宗羲云：“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蒙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务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五十二《艮斋学案》）是则其于道学家之说，凡有所攻诘者，要非无所见而然也。考永嘉学派，自北宋庆历年间，王开祖、林石、丁昌期三先生导其源，迨南宋宁宗嘉定末年，计时约二百年，盖胚胎于北宋元丰九先生，暨南宋郑伯熊、伯英兄弟，而大昌于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凡此诸家，实为中心人物。较其学术思想，以之颉顽濂、洛、关、闽诸贤，实无逊色。故《宋元学案》云：“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龈龈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五十四《水心学案上》）盖朱之与陆，相峙相争，犹是同室之戈，至永嘉学派则骎骎晋、楚争霸矣！其学之盛如此。此永嘉之学不可论述者一也。

夫宋世学者，濂、洛、关、闽，偏于正诚一路，而薄视事功，自不可无他山之石，以为攻错之助。孔门四科，政事与德行并列，知有颜、闵，岂可不知更有冉有、季路乎？按永嘉之学与理学家之大分野，乃在于理学家所据以立说者，为《易传》《学》《庸》与《孟子》，而专究于无极太极、理气心性等问题之探讨。而永嘉诸子则假借《尚书》《周礼》，而又兼重史学，以为“订之理义，亦必于史，而后不为空言”（《习学记言》十四《孟子》），故致力于探讨古今事物之变，务期考古通今，以明当世之务，而归宿于实际事功之建立。故理学重内，永嘉学则转向外。重内则致力于人生指导原理之探究，此其长也；其短则不免局限于自心自身，以为治平之基础在此，而治平转不免于悬想矣！转而向外则自然通达人情事理，唯其短则在于专就事论事，而乏于切己反身之实。考理学家对于史事或不甚加理会，所谓“伊洛之传，不以史事为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九十二）。司马光亦尝曰：“洛中士大夫渊薮，谈空说性多矣！唯史事无所启口。”（《止斋文集》四十一《题张之望文卷跋引》）史载谢良佐自负该博，对程颢举史书，不遗一字，颢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谢闻之，汗流浃背，面发赤。”（《宋元学案》二十四《上蔡学案》附录）今观《二程语录》中，尚见其论史，周敦颐、张载书中则颇少见，而其言如此，则一般理学家对于史学之态度为何如，盖从可知矣！理学家中，朱熹之史学造诣，称湛深，其于历代人物贤奸，制度得失，事为利病，治乱关键，论之甚悉。所著乙部之作有《资治通鉴纲目》及《八朝名臣言行录》，二书得失，后世虽有争论，然其借史事以扶持世教之意至深，要亦自有其立场在。虽然，其平日言论，则颇有重经轻史之意，如云：“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耶？”（《朱子语类》十一）若此类言论，语录之中屡屡可见。其又有甚者，谓：“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朱子语类》一百二十三）虽其立场乃在于先治经通义理，然后治史通世务，然似此言论，诚不免贻误后学。夫惟理学家之轻史也，故不免唯腾空言而不切于人事，终不免沦入空虚，而为世所诟病。永嘉之学本其注重史学之立场，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意欲尽废后儒之浮论”（《宋元学案》五十四《水心学案上》黄宗羲评叶适语），实能矫救理学末流之病，而有补于当时学术之缺失。此永嘉之学不可论述者二也。

据叶适云：“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水心文集》十《温州新修学记》）所谓兢省弥纶，盖能兼重心性事功，其精神与宋学开山胡瑗之意欲绾合经义治事之全者甚相契。乃其学自为朱熹所不喜，而斥之为功利，世人不察，以为凡所谓功利者皆自私利，于是对永嘉之学乃鄙薄视之。夫明张居正不尝云乎：“孔子论政，开口即云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亦曰食哉唯时。周公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何尝不欲其国之富且强哉？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才涉富强，便云霸术。不知王霸之辨，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岂必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也。”（《太岳集》三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书》）所谓在心不在迹，盖能深得圣人之用心也。考永嘉之学所以兼重事功者，盖深有受于时势之刺激，思以实政实学，裨补国计民生，措心立意，与自私利己者，实不啻若霄壤之别也。且夫圣人之道，有体有用，天下之势，有缓有急，陈亮上孝宗疏，所谓风痹不知痛痒者，未尝不中薄视事功之病。夫陈亮之学未免失之粗，永嘉学者未可比例而观也。然则以经世济民为主眼之永嘉学派所主张，亦岂可以厚非？ 或者谓今日之弊，正在于一切急功近利，而不顾夫世道之升降，是诚然也。然永嘉诸子所谓'以仁义纪纲为本”（《浪语集》十七《又与王枢密札子》），“礼乐为治在政刑之上”（《习学记言》二十二《汉书》），“造治成德，无依密以成功者”（《习学记言》四《易》），岂非适足以为激切者之良药石哉？ 此永嘉之学不可不论述者三也。

再则我国自汉世有所谓师法、家法以来，学者每每不能免于门户之争，甚者入主出奴，相为水火，不问是非，但逞意气。永嘉诸子论学，虽意有宗主，然绝少此弊。若元丰九先生，其学源出程氏，而又兼师蓝田吕氏；且周行己“与曾巩、黄庭坚、晁说之、秦观、李之仪、左誉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鲁直学士》一诗，称‘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烁垂明珠’，于苏轼亦极倾倒，绝不立洛、蜀门户之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五十五），许景衡“立身刚直，不与贾易诸人嚣争门户”（同上），刘安节《刘给谏集》“载《苏辙追复端明殿学士赠宣奉大夫制》，有云：‘处吁谟之地，非尧、舜不陈；居退实之私，以孔、孟自乐。’其推美甚至，亦无洛、蜀门户之见，与贾易诸人纷争诟诋者区以别矣”（《温州经籍志》十九）。又如薛季宣，“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数先生”（《止斋文集》五十一《右奉议郎新权发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状》），“少师事袁溉，传河南程氏之学，晚复与朱子、吕祖谦等相往来，多所商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六十）。陈傅良则于郑伯熊、薛季宣而外，兼师张栻、吕祖谦，“数请间扣以为学大指，互相发明”（《止斋文集》五十二附蔡幼学撰行状），“敬德集义，于张公尽心焉；而吕公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所以垂世立国者”（《水心文集》十六《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至叶适虽反对一贯道统之说，于周、张、二程，以至朱熹，皆有所排击，然则曰：“其博探详考，知本统所由，而后能标颜、曾、孟子为之传，揭《大学》《中庸》为之教，语学者必曰不如是，不足达孔子之道也。然后次序不差，而道德几尽信矣！ 非程、张暨朱、吕数君子之力哉！”（《水心文集》十《同安县朱先生祠堂记》）又曰：“南安者，昔周子、二程相与讲习其地，群圣人之道赖以复明，学者记焉。自周子、二程以来，天之命我者，属乎不离也；我之事天者，吻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即己之道，颜渊、孟轲之学即己之学也。辞华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矣！”（《水心文集》十一《南安军三先生祠堂记》）推美盖亦甚至。其于杨时、谢良佐亦颇致推服之意（见《水心文集》十《龟山杨先生祠堂记》、《上蔡先生祠堂记》）。而其辩林栗一书尤卓卓，盖时林栗倡为道学之说，欲窜逐朱熹，善人君子，莫不惴惧。叶适独上书天子，论栗奸邪，请加摧折，以扶善类，谓国家之本，莫大于是（见《水心文集》二《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考叶适既非言官，又所学与朱熹不相下，非平昔相党友者，一旦不忍栗之诬，出位抗言，廷斥不少恕，固有功斯文甚大，而尤见其胸怀之坦荡也。永嘉诸子，不立门户之见，若此态度，实足为吾人之所矜式也。此又永嘉之学不可不论述者四也。

书籍介绍

★概述了永嘉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包括其学之兴起、转变乃至衰歇的情形与缘由

★重点在于绍述、阐发各阶段代表人物之传略及其学术思想，计有北宋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沈躬行、赵霄、张辉、蒋元中）、南宋郑氏兄弟（郑伯熊、郑伯英）和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

★继而类分为南宋末年、明末清初、清道咸同光及民国以降四期，各举其信而有征之实例，论述永嘉学派诸子学术思想之影响

★最后，本书以结论指出：永嘉之学所讲，重在“经世致用”之实事实功之建立，与宋学各派所讲“内圣外王”立场虽未必尽同，然其欲拯斯民于水火而同登于衽席之上者，目标其实一致。

★书末有附录三种，除参考书目举要外，另有宋永嘉学派诸子生平著述年表与著述考略，以为有志于考索永嘉学术者之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