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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崩溃是影响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它通过改变一个国家的政体改变了数百万人乃至上亿人的命运。本书以民主转型失败为研究对象，本书的首要目的是试图系统地解释民主政体为什么会崩溃？作者的主要观点是：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而离心型民主政体无法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本书的经验研究基于对德国、尼日利亚、智利和印度四国的比较历史分析。

章  导论：民主崩溃的新解释

  节  民主崩溃及其历史

  第二节  民主崩溃的现有解释

  第三节  一种新的理论解释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第二章  选民政治分裂的逻辑

  节  选民政治分裂与政治冲突

  第二节  选民政治分裂的主要类型

  第三节  选民政治分裂的衡量

第三章  政治制度与离心型民主政体

  节  政治制度、国家能力与政治冲突

  第二节  不同层次的政治制度安排

  第三节  离心型民主政体的概念与特征

第四章  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崩溃

  节  德意志国家与魏玛共和国的起源

  第二节  魏玛时期的选民政治分裂

  第三节  魏玛宪法与政治危机

第五章  族群冲突与尼日利亚的民主困境

  节  殖民统治、国家构建与民主起源

  第二节  族群冲突、地区竞争与选民分裂

  第三节  联邦宪法、政治制度与国家危机

第六章  阶级冲突与智利民主政体的失败

  节  从竞争性政体到民主政体

  第二节  工业化、普选权与选民阶级分裂

  第三节  宪法制度与民主政体的危机

第七章  印度民主的奇迹与宪法制度

  节  英国的殖民统治与印度民主的起源

  第二节  社会结构与选民政治分裂

  第三节  宪法设计与政治制度安排

第八章  结论：如何避免新兴民主政体的失败

  节  民主崩溃的理论总结与反思

  第二节  选民政治分裂与民主转型

  第三节  宪法设计、制度安排与民主转型

参考文献

后记

     包刚升，浙江海宁人，执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2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曾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从事访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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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到内战的国家，往往是地区分裂

严重的国家。非洲大国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的民主崩溃，也是源于族群分裂、地区分裂和宗教分裂诸种因素一起引发的政治冲突。

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容易引发剧烈的政治冲突，而过于剧烈的政治冲突则会影响民主政体的稳定性，甚至引发民主政体的崩溃。戴蒙德认为，民主政治一个重要悖论是：

“冲突与共识之间的紧张。……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政治。但是，任何认可政治冲突的国家都冒着这样的风险，社会变得如此紧张，充满冲突，以至于国内和平和政治稳定都将陷于危险之中。因此，存在一个悖论：民主需要冲突，但不能太多；竞争是必要的，但必须在严格限定和一致接受的范围内。分歧必须通过共识来节制。”

民主政治本身意味着政治竞争和政治冲突的存在，但过多的政治冲突又会破坏民主。因此，戴蒙德认为民主政体必须要有能力节制冲突。

总的来说，比例代表制会显著地增加有效政党数目，提高极化多党制出现的概率；而简单多数决定制的政治效应正好相反。

除了选举公式之外，选区规模、当选门槛以及其他具体的选举制度安排也会导致不同的政治效应。比如，雷伊论证了选区规模的重要性。利普哈特则认为“有效门槛是影响比例代表性最强烈的手段”。总的来说，无论是采用不同的选举制度，还是在同类型选举制度下具体制度细节的调整，都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效应。比如，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采用比例代表制，导致议会政党数目过多和政府能力低下，直接影响了魏玛民主政体最终的崩溃。二战之后，联邦德国采用了混合选举制度，半数议席以多数决定制选出，半数议席以比例代表制选出，但同时设置了议会政党5%的当选门槛。这种选举制度的改革有助于战后联邦德国政府能力的强化和民主政体的稳定。20世纪80年代后期，智利启动的民主转型也同样吸取了过去比例代表制下政治混乱和民主崩溃的历史经验。智利尽管保留了比例代表制，但设置了每个选区仅选举两个议席的新条款。这种附加条件实际上降低了小党当选的可能性，推动了智利较为稳定的两大政党联盟的兴起。这一改革增加了智利政党体制的稳定性，提高了政府能力，有利于民主巩固。

上述分析隐含着对传统政治观点的强调，即在代表性与政府能力或效能之间存在着可能的冲突，一个好的选举制度在保证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同时，必须把政府能力或效能置于重要位置。100多年前，洛威尔（A.Lawrence Lowell）就强调“单一政党多数内阁是有效决策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本书的观点不如洛威尔的看法极端，但同样强调多数决定制与强大的政党体制对政府能力和民主稳定性的巨大价值。

在德意志帝国时代，民族主义观念主要与德意志的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有关。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兴起，成为推动德意志人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工具。这种民族主义对内要求打破德意志邦国林立的局面，对外要求建立国际上强大的德意志国家。但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族主义却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后，协约国通过巴黎和会把《凡尔赛和约》强加于德国。和约明确德国应承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战争责任并承担巨额战争赔款，同时还规定了德国的其他政治和军事义务，包括分割了约1/7的领土和1/10的人口、设立非军事区以及限制德国军队的规模。当德国无力或不愿履行相关和约时，法国和比利时又于1923年1月11日悍然出兵占领鲁尔区。这样的背景激发了德国国内部分政治精英和选民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认为强加于德国的凡尔赛体系是不公正的，要求重新塑造德国的大国地位，恢复德国的军事力量，并打破凡尔赛体系。后来，这种要求复仇的民族主义与政治上的右翼力量结合在一起，与其他政治力量形成政治分裂和对立。

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一种政治现象，是德国国内种族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反犹太人种族主义。施特克尔最早把反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带入了德国政治，他依靠普通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经济和社会嫉妒情绪进行政治宣传。1890年，反犹太主义者组建自己的政党，并在1893年的帝国议会大选中获得16个席位。这反映了部分德国选民当中存在强烈的反犹太人种族主义。而随后的反犹太人主义政治运动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右翼保守主义政党发现，反犹太人主义可以成为一个有利的政治口号，可以吸引大量社会集团的支持。在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之际，极右政党发现可以找到犹太人这只替罪羊来发泄部分国内民众的政治怨恨，以此谋求更多民众的支持因此，在反犹太人的种族主义这一间题上，德国选民也存在政治分裂。

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政治行动是迅速且有力的。从政治上说，纳粹党首先控制了普鲁士和德国的警察系统；随后借助国会纵火案打击德国共产党并取消公民基本权利；后来更实质性的一步是促使国会通过了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授权法案——这一授权法案实际上已经把希特勒变成了独裁者，把魏玛共和国变成了纳粹党独裁统治的国家。此后纳粹党又取消了本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和政治组织，并取消各邦的权力以实现高度中央集权的一体化统治。至此，纳粹党已经彻底颠覆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但同时使政府获得了更为强大的国家能力。

正是这种更为强大的国家能力，使得纳粹政府能在应付政治经济危机方面采取更为果断、有效而快速的行动。首先，政府通过投资大量公共工程、延长义务兵役制和调节劳动力市场，极大地缓解了失业问题；其次，政府又通过稳健而有效的金融信用手段获得了足够的财政与发展资金；再次，政府通过鼓励扩大煤铁等原料工业和钢铁、化工等基础工业，减少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最后，政府集中资源，优先发展重要的军备工业。而这一切是纳粹政府在保护私人经济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投资、原料、进出口、劳动力、企业利润等的严格管制来做到的。总体上说，纳粹政府的经济政策获得了极大地成功，失业现象后来几乎彻底消失了，国民收入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福利待遇改善较大，大部分人在经济和生活上也更有安全感。当然，这种成功也与全球经济的复苏有关。在纳粹党统治初期，很多德国人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来自经济政策上的成功。

总之，高度政治分裂的选民与离心型政治制度的结合，使得魏玛的民主政府缺少有效国家能力来应付当时重大的政治危机，民主政体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这时，希特勒和纳粹党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替代性方案出现在德国选民的面前，结果是民主政体的崩溃和独裁统治的兴起。

在尼日利亚，政治权力具有支配经济社会资源的巨大能力，这也强化了族群集团和族群政党对政治权力的争夺。越是落后的国家，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支配能力往往越强。这些政党都试图控制联邦议会和地区议会，因为借此可以控制大量的经济与社会资源。“控制联邦议会和地区议会，对于控制决定资源如何分配的权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些控制着议会的政党就能决定政府资源如何在他们内部及支持者当中进行分配，并阻止他们的反对者获取这些资源。”在这样的模式下，政治权力意味着巨大的资源，资源意味着发展的机会。因此，每个主要族群和族群政党都会不惜代价去赢得联邦议会和地区议会的政治席位。此外，对于政治精英个人来说，政府之外有价值的职业机会非常匮乏。当选议员和担任政府官职几乎就是最好的就业机会。在一个经济极其落后的国家，担任联邦议员或政府部长就意味着极高的薪水，不能当选就意味着丧失这样的收入机会。因此，对于政治精英来说，如果不能当选议员或担任政府官职，也意味着个人收入和机会上的巨大损失。所以，无论从族群或集团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说，这种政治经济模式更强化了“赢家通吃”（winner-take-all）的政治竞争格局，也决定了所有政治家、政治精英，候选人和政党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选举（winning at any cost）。这也是促成不同族群选民和政治精英的政治分裂持续强化、政治冲突持续上升的背景条件。

1999年宪法规定，尼日利亚总统的当选除了需要在总统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票或相对多数票之外，他还必须至少三分之三的州获得不少于25%的远票。199年9先法134条）这种制度安排，是为了防止出现来自少数重要地区或主导族群的大量选票就决定国家最高行政官的情形，也是鼓励总统侯选人及其政党必须要在全国的多数地区寻求政治认同。

在基本的选举制度上，尼日利亚继续沿袭简单多数决定制的模式，这总体上有利较为强大政党的兴起，当这种选举制度跟其他有利于民主稳定的制度相配合时，就能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分裂社会的宪法设计与选举制度选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简单多数决定制对于分裂社会来说不是最适宜的选举制度。利普哈特认为，比例代表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能够平衡好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的政治力量与利益，通过协和型民主实现权力的分享。但是，倡导比例代表制的观点过分重视选举过程更真实的比例性，过分重视不同族群，宗教共同体对于权力的分享，却忽视了不设门槛的比例代表制下的政党力量、政府能力与政治稳定。当然，在分裂社会中，简单多数决定制的选举制度可能存在不足，但这种潜在不足可以通过具体制度安排的调整来克服。这样，既能强化政党力量和政府能力，又兼顾了不同族群、宗教和地区利益的平衡。比如，霍洛维茨就主张在分裂社会实行偏好性投票制度（alternative vote）。这种投票制度是多数决定制的一种类型，但又鼓励政治家要努力成为不同族群一宗教集团“最少厌恶”的那一位。当然，这种理论主张的实际效果还有待政治实践的检验。

尼日利亚政治制度变革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抛弃议会制，选择总统制。其主要考虑是，在族群、地区和宗教分裂严重的情况下议会制产生的总理容易被认为某一个政党、地区和族群的总理，正如第一共和国的情形。在总统制模式下，总统由全国选民多数票选举产生，加上对选票还有地区比例的要求，总统更...

书籍介绍

民主政体的崩溃是影响重大的政治事件。民主政体为什么会崩溃？本项研究试图系统地解释民主崩溃的原因和因果机制。现有文献从阶级斗争和不平等、经济落后及不稳定、结构性社会分裂、政治制度缺陷、政治精英行为与选择，以及国际因素等几种理论路径来解释民主崩溃。但是，现有理论的系统性和严谨性存在不足，适用的时空范围也比较有限。作者试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民主崩溃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符合两个条件：一是选民政治分裂程度高，二是离心型政治制度安排，那么该国民主政体就倾向于崩溃。

民主政体的崩溃通常都起源于国内社会的某种政治紧张关系，如果这种政治紧张关系愈演愈烈，就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当这种政治危机无法在现有的民主政体框架内解决时，就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因此，理解政治危机的形成和激化，是解释民主崩溃的关键。政治危机的形成和激化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国内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政治冲突，而这种政治冲突是不同选民集团存在严重政治分裂的反映。第二个条件是民主国家没有能力去解决这种严重的政治冲突。因此，国家能力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民主政体的稳定性。固然，国家能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国家能力的高低。从制度主义的视角讲，离心型民主政体会显著地削弱国家能力，从而使其无法应付剧烈的政治冲突。作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导致严重的政治冲突，而离心型制度安排无法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两者的结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

这项研究采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在重点横向比较德国（1919-1933年）、尼日利亚（1960-1966年）、智利（1964-1973年）三个民主崩溃案例和印度（1947年至今）一个民主存续案例的同时，还对四国不同时期的民主经历进行了纵向比较，以揭示选民政治分裂程度和政治制度安排对民主崩溃或维系的影响。作者希望这项研究能对如何避免新兴民主政体的失败提供富有价值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