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以中文打字机为对象，追溯了中文与现代信息技术相适应的历史。近现代以来，汉字作为非字母文字，在技术语言现代化的过程中遭遇了来自字母文字中心主义的重重阻碍，其一便是无法适应西式打字机。本书通过讲述中文打字机的发明历程，展示了汉语世界的机械革命，探索了中文寻求生存、适应且影响科技变革的历史。书中描述了在近一个世纪之间，中文使用者在发明中文打字机的过程中进行的各种尝试、经历种种失败或成功的故事，由此反映了中文如何突破字母文字霸权而融入 化信息时代，重新获得独特地位。

引言 ：中文里没有字母 1

章 格格不入 33

第二章 谜一样的中文 111

第三章 全新的机器 169

第四章 没有按键的打字机叫什么？ 217

第五章 掌控汉字圈 257

第六章 QWERTY已死！QWERTY万岁！ 309

第七章 打字抵抗 361

结语：通往中文计算机历史与输入时代 395

［美］墨磊宁，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创刊并主编学术期刊《论文述评》，著有《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

  张朋亮，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译有《 化与澳门》《时间大劫案》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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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听到中文打字机说了什么？当我们站在鸿沟的边缘，为这次考察做 的安排和准备时，有个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假如我们 终与鸿沟中的大量物品（例如各种奇异的编码和设想出的机器）相遇，我们是否有能力正视它们，而不是将其简单视为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对应“本体”的拙劣模仿？比如，当我们知道20世纪30年代一个普通中文打字员一分钟所能打出汉字的数量时，我们是否会不由自主地将其与当时利用雷明顿打字机和安德伍德打字机所能达到的速度相比较？当我们看到中文打字机的机身时，我们的美学意识是否会不自觉地将其同奥利维蒂公司发明的外形优美、赏心悦目的莱泰拉22型打字机（Lettera 22）相提并论？当我们 听到中文打字机的声音时，我们能否抛开头脑中由QWERTY键盘“嗒嗒嗒”（rat-a-tat）的节奏构成的现代韵律，不抱成见地去倾听？问题不在于中文打字机能否说话，而在于当它说话时，我们能否听到。

    1950年，美国现代主义作曲家勒罗伊·安德森（Leroy Anderson）创作了一首名为《打字机》（The Typewriter）的乐曲，在这首欢快的乐曲中，他将这种西方商业设备变成了乐器。演奏时，独奏者（很可能是交响乐团的打击乐手）坐在舞台的 前端，身后是管弦乐队，面前摆着一台机械式打字机。这位打字员兼打击乐手演奏出一串密集而连贯的三十二分音符，嵌套于伴奏音乐中，中间点缀以巧妙的休止符，同时为了达到强烈的喜剧效果，以打字机铃铛的声音表示这一行字快要打完了。这首乐曲以“活泼的快板”演绎，每分钟160拍的超快节奏让人不禁联想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ff）的《野蜂飞舞》（The Flight of the Bumblebee）。虽然《打字机》的知名度不如作者的另一作品《切分音时钟》（Syncopated Clock），但还是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成为文化剧目中虽不常出现但颇受欢迎的一首乐曲（ 近由维也纳施特劳斯节日乐团［Straus sFestival Orchestra Vienna］在德国的路德维希港和墨尔本艺穗节上演出过）。不过，对打字机 有力的一次宣传来自交响乐界之外：在1963年的电影《乘龙快婿》（Who’s Minding the Store?）中，喜剧演员杰瑞·刘易斯（Jerry Lewis）滑稽地模仿了使用打字机的动作。

    安德森的《打字机》很有启示意义，它让我们从 广的维度认识到字母文字打字机如何作为20世纪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打字机是作为一种书写机器和商业设备发明出来的，但它又兼职出演了大众现代性的可听性之一：这个由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构成的声音景观已经伴随我们超过一个世纪，并且在当今电子计算机时代下，继续作为这个世界一个理所当然的部分，萦绕在我们耳畔。此外，这一声音景观的形成也由来已久。在1928年，也就是在安德森创作《打字机》20多年前，就有人试着描述 汤普森机关 （Thompson machine gun）那可怖的声音。有人根据它的发明者的名字，将其称为“汤米 ”（Tommy Gun），也有人给它起了“芝加哥打字机”（Chicago Typewriter）的绰号，因为 械发射 的声音与打字机那“嗒嗒嗒”的声音与如出一辙。这一绰号不经意间构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当 种批量化生产的打字机从美 战时期 制造商雷明顿公司组装下线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不无感慨地将这种打字机比作“说话的机关 ”（discursive machine gun）。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不再用机关 给打字机起绰号，而开始用打字机给机关 起绰号了。

    可听性只是打字机意象的一个层面。在影视发展 ，打字机也很早就从单纯的布景物件晋升为无偿演员了。在《女友礼拜五》（His Girl Friday, 1940）、《四百击》（The 400 Blows, 1959）、《闪灵》（The Shining, 1980）、《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 1976）、《血网边缘》（Jagged Edge, 1985）、《巴顿·芬克》（Barton Fink, 1991）、《 午餐》（Naked Lunch,1991）、《危情十日》（Misery, 1990）、《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 1993）、《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 2006）等等电影中，打字机已成为叙事的媒介，有时甚至构成整个场景和故事的核心支点。对打字机 胆的呈现当数《孟买之音》（Bombay Talkie, 1970），其中有一个镜头是几位演员在一个巨大的打字机上舞蹈，构成了电影音乐剧的高潮部分。在其中，打字机被称为“命运机器”（fate machine），电影解释了这一夸张的绰号，因为“打字机的按键代表生活的按键，我们在按键上舞蹈。当我们舞蹈时不断踩下按键，便写出了我们的人生故事”。电影中 的宝莱坞曲目《打字机哒哒哒》（Typewriter Tip Tip Tip）也通过拟声法唤起人们同样的感情：打字机哒哒哒哒书写着每个人的人生。

    不过我们在本书中所要见到的中文打字机听起来既不像安德森的艺术演绎，也不是“哒哒哒”的声音，也没有影响任何 的中文作家——没有哪本中文的咖啡桌读物会将鲁迅、张爱玲或茅盾描绘成像颓废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那样，嘴里叼着烟，谈论着他们如何喜爱中文打字机。同样，（目前）也没有以中文打字机为专题的博物馆，即使有，也远远达不到 收藏者和怀旧者对字母文字打字机的收藏规模。在不止一个方面，中文打字机给我们的印象都不太像一个打字机。

    当我们准备研究和认识这一机器，乃至 广阔的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时，我们要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再次回到关于声音的隐喻上：如果一提到中文打字机的声音我们就联想起安德森的乐谱、汤米 和宝莱坞的“哒哒哒”，那我们还能听到它说了什么吗？这是本书在方法论上面对的主要挑战。

    根据读者的不同立场，本书给出的答案可能要么乐观得天真，要么悲观得过分。我的确相信能够书写一部中文打字机的历史，并触及 广阔的中文技术语言现代性的历史，但前提是必须抛开一切听到它“本身”的声音的幻想。从来不存在这样的听觉空间——一个独立的、不受干扰的录音棚等待历史学家去重建。而一旦我们能重新发现中文打字机，它就将借此得到正名，恢复自己应有的地位。中文打字机的可听性曾经是，而且一直都是一个妥协的频域，它始终与西方“真正的”打字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 被裹挟其中，但又与其 声音景观区别开来。在倾听中文打字机时，我们无法奢求将自己隔 于一间和平宁静的隔音室中，通过高保真的音响来仔细分辨它的声音质感。相反，我们 像是身处一个嘈杂的咖啡馆，乐声此起彼伏，我们在其中努力分辨它那微弱的声音。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一部“以中国为中心的”中文打字机史——或者中文现代性史。

    从方法论上讲，我在本书中的态度可以被表述为“抗争性的”（agonistic）：我们的 终目的并不是写出一部单一的、和谐的、无争议的、盖棺论定的中文打字机历史，而是希望为不和谐、矛盾甚至不可能性留出足够的空间，甚至将其视为富有成效的、积极的， 贴近人类历史实际形成的方式。因此我认为，如果要听到中文打字机说了什么，我们就必须对自己长期以来关于技术语言学现代性的种种预设进行审视和解构（目前这项工作对历史学家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同时放弃只要有了批判性反思就可以使我们摆脱这些预设的念头。在过去的十年里，不论我如何专心地倾听中文打字机，不论我如何努力地避免将萦绕脑际的、由雷明顿打字机和QWERTY键盘发出的音律视为自然，我始终无法听到纯粹的中文打字机的声音。

    当然，中文打字机会发出声音。甚至也有与《孟买之音》的“哒哒哒”相对应的拟声词，但找起来并不容易，在流行文化里也没有前者那么广为人知。对于中文打字机声音的相关描述，我是从尘封的档案当中找到的（来自那些真正使用和接触过的人），我发现，中文打字机所发出的这种特殊的节律和音调，有点类似于马蹄声般的“嘎哒嘎哒嘎哒”（gada gada gada）声。其中，“嘎”形容的是打字机的一系列初始动作的声音，即按下揿手杆，金属活字便被输送到卡字杆，撞击滚筒；“哒”形容的是第二个动作的声音，即卡字杆回归原位，金属活字被送回字盘阵列的原位。

    不过，声音和可听性是两回事。即使当我亲耳听到中文打字机“嘎哒嘎哒”的节奏，在我头脑中回响的还是由安德森的打字机所构成的背景音。虽然这种“嘎哒嘎哒”的声音有它自己的节奏，但就速度而言，我的头脑仍然会忍不住认为它是由“真正的”打字机发出的一段时长30秒的“哒哒哒”当中的一个半音或全音。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安德森式的乐曲并不是本书中的历史人物或我本人可以“提出看法”或“产生感受”的东西——这是因为人和物之间存在着某种至关重要的距离。 准确地说，我们关于现代技术语言学的全部认识就是雷明顿打字机，因此始终都只能在雷明顿的范围之内谈论中文打字机。如此，为了使讨论 具批判性和有效，我们就必须解决前面提到的抗争主义问题，为此，我们要从一个基本认识出发：对于我们头脑中种种预设和分类的解构，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使我们摆脱这些预设和分类。将某事物解构，或将其历史化，都只能暂时破坏其稳定性，相当于打开微小的、暂存的时间之窗，而这时，如果有什么先入为主的观念趁着我们迷迷糊糊、浑然不觉时溜了进来，一些事情——任何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了。而解构并不可能持久，它只能为一种集体的、有时令人疲惫的努力贡献一次微小的脉动，这种努力旨在令固有观念或构型再多“停留”一刻。在解构中，我们尽力将这些观念拉回，以防止其滑入悬崖之下——悬崖一边是批判性思维的领域，一边是固有观念的蛮荒之地。虽然听起来有些悲观，但我认为，这一不屈的斗争性体现了批判性思维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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